既然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正史岂不都是有偏颇的，正史的可信度还有多少?是不是野史就比较可信呢?

　　问：既然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正史还有可信度吗?

　　观点1：人们常说“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事实。胜利者的态度和观点主宰着主流的历史文本，对自己有利的大张旗鼓宣扬，对自己不利的干脆不说或者避重就轻，甚或把历史当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并非正史就没有可信度，其理由如次：

　　其一，求真精神是史官传统。秉笔直书是史官的职业标准和要求，从这一传统从司马迁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司马迁作为胜利者汉朝的“太史公”，他所撰写的《史记》体现着兼容并包的求真精神。例如，他对失败者项羽的描写，书里行间充满着“悲剧式英雄”叙说;而对一些刘姓皇帝皇室的劣迹也不乏揭露和讽喻;还给予陈胜、吴广这些政治上并不成功者以较高地位。在史记中，我们没有看到司马迁对政治上的失败者给予道德上的“污名化”，对胜利者也没有天花乱坠的胡乱吹捧。这种求真和宽容的历史书写精神赓续千古，成为一种传统。又如《明史》，由清朝官修，但我们仍可看到某种对失败的前朝人物的相对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

　　其二，胜利与失败是相对的。任何团体、任何集团抑或某种运动，其胜利和失败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所谓正史的钦定者，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体现胜利者意志和喜爱的“正史”，它的局限性将由下一个胜利者所修正(或者部分修正)，一代又一代，反复无穷，去伪存真，不断使“正史”成为“信史”。宋遗民郑思肖所撰《心史》，生前只能以铁函沉入井中，但明未之后也得以重见天日;明遗民王夫之的大作生前寂寂无闻，清未曾国藩的兄弟发现后却大理印行。后代的历史书写者，不是利益的当事人，已不再拘泥于前代谁是王谁是寇，而是致力于历史的真相。

　　其三，角度不同事实却还在。如果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但不要忘记，首先得承认有这一“女孩子”，这是事实，“任人打扮”就是说解释或观察的角度，胜利者有胜利者的角度，失败者也有失败者的角度，但谁都不能否认有“女孩”这一事实的存在，只是看的角度不同罢了。信不信由你。

　　其三，传播技术的发展增加正史的可信度。书写历史的条件的变化也使真相越来越不能掩盖，印刷术产生，使失败者的历史也得以传承下来，也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这是过去，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更不用说了。

　　观点2：正史还是可信的。虽然会有春秋笔法，但是也不能太质疑史官的职业操守，历史上史官为了能写出真实反应当时的事件和人物传记，许多都还是非常坎坷的。并且没有不透风的围墙，尽管有统治者要去掩盖，但统治者的此项行为终究还是会被史书记录下来。看史书一定要能够前后照应，大体差不多类似记载并且能够符合，而不是突然一下蹦出一句话完全找不到相对应的东西，这种就要留意是否正确，史官是否是从其他地方硬搬过来的。不管怎么说，史书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12个字是记史的基本，而不是现在人们太偏执的以为史书是为皇帝记载的小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博大精深，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要人们以史为鉴，以史明智，不应当全盘否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所谓的“正史不可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言论是赤裸裸的侮辱和亵渎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果自己国家的历史自己都不去相信和信仰，去正视，自己毁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这样又何须他国来做文化攻击，自己就先失败了…………至于所谓野史和小说，说实话，可信度不高，民间及文人因为当时环境和自己的生活状况，就会编撰出许多东西，比如困难的时候期盼的英雄带头人，如《水浒传》，如《隋唐》小说等等，所以无法去信服。为了情结需要而编撰的人物等等，这些都是绝对的硬伤。所以，还是觉得以正史为主是最好，有一个标尺去判量有一定的判断力，才不会被野史和小说带歪。更不会被今天层出不穷的所谓“历史剧”带歪，不会让那些还正在读书的孩子说出“历史不可信，电视才可信”的话，这是需要绝对警示的。中国的历史不应该在如今这个快餐式的社会被掩盖和歪曲，现在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读一本正史的很少，但也无需歪曲和误解，并真正予以尊重。

　　观点3：正史是我们唯一能有大限度考证古人记载的文本，正史也好，野史也好， 都有真伪性存在，正史相对野史会更客观性一些，所以历史用来考证，而正史是作为考证的最有力依据，但不是唯一， 至于可不可信， 大部份还是可信的。

　　观点4：我就觉得正史只可信30%，野史亦可信30%，剩下的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