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维娜到达福州后，上海领导还给她规定了到达福州后与上海派去同志的联络暗号。不久，丁志华同志就到福州仓前山她的外祖母家去找她。丁志华手里拿着一本高中物理书，说是上海同学托他带来的。陈维娜就问他“是开明印书馆印的还是商务印书馆印的？”丁志华回答：“是开明印书馆的。”陈维娜总算在福州又与组织联系上了。陈维娜向他汇报她所在学校华南大学附中学生情况……

“……到了福州，我就读于华南女中。那段日子，我很忙，以致病倒，诊断为肺结核晚期。医生认为已无药可治。我马上写信给姑母陈述病况，姑母连忙回信同意我到上海治疗……”

“1948年9月到12月，经上海医院治疗，我肺病已得到控制，姑母让我回福清养病。”

“1950年初我重返华南女中完成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学业。当年7月在华南女中高中毕业后即回到福清，当年9月我便到福清瑞亭小学当教师。”

“后来丁志华同志把我党组织关系转到中共福清县委。1951年5月，我奉调福清县委宣传部工作，我在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还兼办《传播报》。后来上级下达指示——县一级不能办报，于是《传播报》停办；1956年上级又来《通知》，说有条件的县可以办报，我于是被抽调到“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期新闻干部训练班”培训一月半，回福清负责办报工作，报名定为《福清人民报》（1956.7——1958）。1951——1958年这7年时间我基本上在中共福清县委工作，但没想到离开时，却给我的人生留下莫大遗憾……”

“1957年反右，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我遵照上级指示要照登民主人士的意见，在机关学习大会上我也向县委领导提了些意见，遭受沉重的打击，我被打成‘中右’。所幸1979年8月摘掉‘中右’帽子，同年恢复我的党籍，我始终相信党会爱护忠诚于她的女儿，我相信党的信念始终不动摇。”

“我曾在福清二中、渔溪中学、福清侨中教过书。教到51岁时，我决定提前退休；但福清侨中校方邀请我继续留任教学岗位才准我退休，我欣然接受，直到1988年，我才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我在福清各校从事教书工作累计30余年，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玉融教书人’。此时历史的误会一概澄清，我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光荣离休的晚年生活。”

（三）

陈维娜喝了一杯水，向笔者展示晚年极富意义的生活画卷。

——2010年，我到上海看母校去，在上海我去找俞玉莉、吴藻华2位当年风雨同舟的老学友老同志，相见时大家相拥相抱……当年，正当“万家墨面没蒿莱”之时，也曾有过我们学生运动的女将们“敢有歌呤动地哀”！ 我们就在这块校园热土上，“于无声处”默默播种理想耕耘理想……当年我们地下党同志的名字和荣耀已被校方写进校史。——2013年6月我到杭州看望吴旦凤，随后又到苏州看望丁志华老领导，并到苏州凤凰公墓祭拜姑母。——离休后，我每早到街心公园找退休老干部聊天，上完我们的“早课”。我在家还会整理一些养生保健、文化知识材料，分发到大家手中相互传阅。笔者从中体会到，她的晚年生活依然那么充实，不离舞文弄墨和与书做伴，真是一位潜心于墨香书影中去寻觅岁月沉香的老者！

采访结束，我轻轻合上采访记录本，对陈维娜老同志说：“您是一名有着70年党龄的老革命，您现在最想对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她不假思索答道：“一路坎坎坷坷走来，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对党的贡献还不够大。本来我那么早参加革命，贡献应该更大些才是。”

她的话坦诚自然朴素谦逊，从心底流出，毫不做作；当然也包含着一点点遗憾。我想，老革命就是老革命，想的依然是奉献终生，不是个人得失。

往事如歌，陈维娜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和人民教师，她无愧于党的教导、党的培养。而今她虽然两鬓霜染步履蹒跚，但她依然始终如一践行70年前的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公而忘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