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是写得很辛苦的一个剧，我留下的纪念不是一袭旗袍，而是拍戏的某个夜晚，我在片场捡起的日本宪兵枪膛中跳出的子弹壳。现在这枚子弹壳躺在我的书房里，见到它时，我总是仿佛能听到一声枪响。多么响亮啊，像一记生活的耳光。

　　电视

　　在我十分少年的时候，我认为电视机是一种妖怪。

　　其实你可以想象的。在上海龙江路75弄12号低矮的房子里，一个少年目光呆板，盯着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电视。那时候电视机没有遥控器，换台时需要转动旋扭，旋转的时候啪啪作响。那时候电视机的屏幕是外突的，闪着灰色的光，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乡村孕妇。这个哈着腰长得壮实肉感土里土气的少年，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盯电视屏幕上。每天晚上，他看电视都要看到半夜，直到屏幕上雪花纷纷扬扬。这让少年想到了故乡枫桥寒冷的冬天，他在上海里弄外婆家狭小得转身都困难的房子里，十分坚定地认为电视机是一个妖怪。如果它不是妖怪，它怎么会把那么多的人间悲欢装进一个小小的匣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