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笑笑病情越发严重，感染蔓延至肺部，戴上了氧气罩。罗尔对那晚印象深刻，“那会儿文芳已连续5天没怎么睡觉了。我不敢回家，想让她眯会儿眼，她却不敢睡，眼睛一直在笑笑和监视仪之间穿梭。”21日凌晨两点多，笑笑进入重症监护室，两道电动门把笑笑隔离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凌晨5点，带着笑笑的病危通知书，他们回到了家里。

　　这一天，也是笑笑入院77天后，文芳终于睡在了自己的床上。

　　父亲：愧疚感和医疗费一样沉重

　　笑笑病后，文芳总是趴在罗尔肩膀上哭。“重症室的费用，每天上万元，她悲痛我们花不起这个钱，更悲痛我们花了这个钱也可能救不了笑笑的命。”罗尔开始跑各种各样的证明，盖各种各样的章，办笑笑的大病门诊卡，申请小天使救助基金。他表示，从前从来不想占政府这些便宜钱，但现在想用这种方式告诉笑笑，自己正在竭尽全力。

　　他向记者坦承，笑笑生病后，手头上的积蓄几乎一无所有。文芳一直在家相夫教子，自己则在深圳某杂志社工作，曾任杂志《新故事》主编10余年，“自从《新故事》在去年停刊后，我每个月只拿基本工资4000多元。”由于杂志社经营不善，今年6月开始的工资也堆到了10月才发。笑笑的巨额医疗费，狠狠地敲击着这个家庭。医疗费“沉重”，罗尔对家人的愧疚也一样沉重。因为手头拮据，罗尔今年回湖南老家看望老父亲时，不再开车和坐地铁，就像当年出门流浪一样，只乘坐便宜的普通列车。原本约定好中秋节回家看父亲，却因笑笑生病而耽误。“我想打电话给父亲撒个谎也没办法，因为他听不见。”罗尔还对在哈尔滨上大学的儿子感到愧疚，好不容易凑齐了学费，却没法给第一个月的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