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最终定名为“西游记”离不开丘处机真正的“西游记”。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应该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文学著作之一，从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翻拍《西游记》就能够证明，而且由六小龄童主演的《西游记》电视剧已重播3000多次，这一记录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部电视剧能够超越。

然而，《西游记》虽然成书于明代，由吴承恩最终完成。但是，在《西游记》成书之前，已有许多版本的《西游记》已经从唐代、宋代开始就陆续搬上舞台，只不过是在日渐丰富的过程中，但核心内容就是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但这些唐僧取经的故事，无论如何丰富，其故事的名称最初其实都不叫“西游”，而是叫“取经”，曾经有名的书名有《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僧西天取经》，即使到了元代，当时搬上舞台的片名还依然叫《唐三藏西天取经》。

但是，到了元末明初，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为什么会改成《西游记》呢？难道真是吴承恩在撰写时突然来了灵感，将曾经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汇总之际改成了《西游记》？当然，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文学创作，无所不能。但是，仔细分辨《西游记》三字，我们不能发现，《西游记》这本书名其实与唐僧取经故事是相对立的，虽然“西“只是代表方向，与唐僧当年取经的方向可以一致，但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其实只有在西域一段可以这样称呼，但出西域之后却是南行，直到印度，虽然古人的方向感或许没有现在这么明确，可以以“西”代替，但唐僧取经取的是佛经，而“游”却是最典型的道教用语，道教的祖先庄子有一部最著名的著作《逍遥游》，所以，“游”就一直就是道教最流行的术语。一部取“佛经”的故事何以冠上道教术语呢？看来，唐僧取经的故事最终成书为“西游记”那应该还有其他故事，应该有其他故事引发灵感才在吴承恩等人的笔下改名的，这个灵感来自哪里呢？那应该来自于道教，而且从目前有关资料来看，这一灵感应该来自于“丘处机”。

说起“丘处机”，对中国人来说应该不陌生，在道教的信仰中，他被誉为全真道“七真”之一，而且是龙门派的祖师，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丘处机被描述为一位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以及抗金护民的民族英雄人物。而事实上，真实的丘处机比金庸小说中的“丘处机”更传奇，他有过一段真实的“西游记”，行程达到35000里，这个时候丘处机已是高龄73岁，并且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而西游，而且与一代天娇成吉思汗有关系。

原来，公元1219年冬，正在打天下的成吉思汗，从西域派遣使臣来到山东莱州，敦请丘处机赴西域相见，原来，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年事已高，而且患病，希望能够长寿，而听说丘处机有好的养生之道。于公元1220年正月，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圣旨之后马上挑选了18名弟子，这其中就包括赵道坚、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著名道教领袖，几个月之后到达燕京，但成吉思汗正在西域西征，丘处机只好写一份陈情表，希望成吉思汗回京，成吉思汗虽然忙于战事，但依然写了回复，于是，丘处机不顾高龄，于公元1221年继续西行，当时一名叫刘思禄的官员欲为成吉思汗挑选处女，丘处机当即劝阻，他说，“春秋时期齐景公为了削弱鲁国，派人挑选美女80人送给鲁定公。定公与国相季氏朝欢暮乐，朝政日衰，孔子为此指责定公：君相沉溺于声色，国家何以图强？”后成吉思汗知悉而罢选。在接下来的西行路途中，丘处机一行可谓历尽千辛万苦，时常遇到沙尘暴、流沙的袭扰，马儿都无法前行，而且随行弟子中一名叫赵九古的人就病死在西行路上，终于历经一年多，路经贝加尔湖，然后再经回纥城、昌八刺城、阿里马城、赛蓝城。于同年冬天抵达撒马尔干，再翻越大雪山即现在的兴都库什山（现在阿富汗境内），终于于公元1222年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丘处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丘处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丘处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丘处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虽然丘处机开出的这些“秘方”并非成吉思汗真正所需，也没有完全得到他的认可，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残酷杀戮。康熙帝曾对此赞道：“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到1223年春，丘处机已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思念故土，丘处机决定东归。3月，大汗依依不舍地与丘处机辞别，并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派人率骑兵五千护送他返乡。归心似箭的丘处机仅用了4个月就走完了来时的路。成吉思汗也传来圣旨，询问他归途是否顺利、现在住得合不合适，并说：“朕常念神仙，神仙勿忘朕！”后来，成吉思汗又赐给丘处机虎符玺书，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从此，丘处机得以弘扬全真教、广建道观，掌管天下道教，取得了相当于蒙古国国师的地位。凭着虎符玺书，丘处机还解救了大批中原人，使两三万被蒙古掠夺为奴的人重获自由。

公元1227年，年近80岁的丘处机病逝。他死后，其弟子李志常编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了这段不平凡的历程。而这部著作成书之后，立即成为道教经典藏书，而且元朝的历代统治者，对于道教是相当推崇的，所以，丘处机的“西游记”应该对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不断完善有着影响，尤其是书名，而且道教也希望借唐僧取经的故事赋与新意，于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就做了不少新创作，有了新的翻新，虽然为佛教的故事，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西游记》就披了道教的色彩，而且书名也有了新意，《西游记》正式成为唐僧取经故事的书名，其实是道教借这一佛教故事来宣扬道教。

所以，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历经唐、宋、元等王朝，到明初，从最初最朴实的书名最终定为《西游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这个演变过程与丘处机真实经历的“西游记”应该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且《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部著作在后来的《西游记》之前，并且影响深远，到吴承恩成书之际，最终将唐僧取经的故事定名为《西游记》，灵感显然来自这里。更何况，在元末明初，一位叫杨景贤的杂居家就已经将唐僧取经的故事定名为“西游记”，而杨景贤正是蒙古人，也生活在元朝时期，而元朝正是道教兴盛时期，特别是杨景贤写的《西游记》正是后来吴承恩同名小说故事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