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告诉人们，人的耻感的复苏并不等于良知的回归;做人的准则一旦改变，想要进行道德重建将是非常艰难的。

　　白孝文在知耻之后要重新寻找“人上人”的感觉，不是以忏悔、赎罪的勇气重新做人，而是以疯狂的报复心态向好人的反面继续滑行，把自己的“出息”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之上，实质上走向了更为彻底的堕落。

　　他卖身求荣，帮助国民党滋水县县党部书记岳维山威逼利诱姑父朱先生发表反共声明;他心狠手毒，枪打希望解甲务农的县保安团张团长。

　　他贪天之功为己有，给上级写致敬信把全团起义说成是一营单独起义;特别是他靠投机钻营当上新中国的县长后竟泯灭良知。

　　以“人民政府的新政策”的名义，镇压了真正的人民功臣、副县长鹿兆谦(即黑娃)……这种不择手段的忘恩负义、背信弃义，心和脸都已积起了老茧，已远远不是羞耻与否所能解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