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陈忠实对于白鹿原的感情是复杂的。陈忠实在谈自己的创作的时候，最常用的两个字就是“剥离”。陈忠实创作的早期(76年以前)，主要是对于政策的歌颂。而文革结束之后，陈忠实进行了初次剥离，开始了对于自己的反思。反思之后，进行了二次剥离——由简单的制度反思转向了乡土人物、文化的塑造与思考(《四妹子》、《梆子老太》)。

　　作为“《白鹿原》前传”的《蓝袍先生》中，陈忠实抨击了传统对于人性的压迫。但是当传统不局限于一门一户，而被置于更宽广的文学世界的时候，陈忠实变得两难。一方面：这种传统使得数千年的人们血脉相连，安安稳稳。虽然有着“剥削与压迫”，但是却得以存在鹿三与白嘉轩的超越主仆的关系;另一方面，传统在现代话语的失语是极其显然的。所以，在《白鹿原》的后半部分，陈忠实不得不使朱先生”多智而近妖“以调和这种矛盾。对于白鹿原的诸多问题，陈忠实也无力探寻解决办法，最后只有选择“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