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苦行僧”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生计所迫的福清人，亲友相伴，三五成群，一步三回头地踏上远行的路，把生命和前途交给陌生的彼岸，他们把出国的护照当成通往富裕的门票，一旦拥有，便仿佛牵手如花的未来。敖文也加入了这一支出国大军。与别人不同的是，在他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疑惑，日本的人均收入是3600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120美元，两者相差了300倍，同为亚洲同家，我们为什么会落后日本这么多呢 带着疑问，敖文漂洋过海，到日本去寻找答案。

　　敖文回忆说，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对他这个穷教书匠来说，自然是天文数字。他算了一笔帐，当初在日本读完本科光学费最少得花8万元人民币，于是他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元，出国后他就在日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

　　刚到日本时，日子过得举步维艰。他先找到一份送报纸的兼职工作，每天凌晨两点，起床，装上500份报纸，按照订报人的地址去送。从一楼爬行到10层，一天得上下40多趟，送完报纸后，他赶紧回到住处，扒上两口饭，乘一个多小时坐地铁，赶往语言学校念日语，傍晚六点多时，他又得赶去送报纸，和早上一样，带着500份报纸，从一楼爬行到10层，上下40多趟，将报纸送到订户手里。回首这段日子，敖文归纳出三个“总是”——总是没吃饱，总是没睡够，总是没钱花。艰辛、拮据之状可想而知。

　　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靠的是中国人的那股精气神儿。正是这精气神儿给了他勇气和毅力。敖文说，在外的人总是思念家乡，可回家过年对敖文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他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钱用来交学费，剩下的就是还债。终于，在去日本后的第6个年头，他考入了亚细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而这一天，他也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他终于可以轻松的回到家乡，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了。

　　敖文至今清楚地记得，到亚细亚大学念书的第一节课，教授好像要给他一个脸色看。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一起工作，一定得日本人当头，因为中国人智商不行，不能领导团队取得优异成绩。”这话可刺痛了他的心，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中国人不比日本人差。从这一天起，敖文每天少睡一小时，用来温习功课，所以每次的考试成绩他都是第一名，每次都能领到全额奖学金。

　　为了能早点学成归国，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走访了日本和国内的大量企业，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丰田汽车、柯达胶卷、新飞电器、松下集团、福日电子等。期间，他马不停蹄，与企业高管做访谈，整理访谈记录，查阅大量的报表，对照相关学术观点做比较研究等。别人进入梦乡时，他的房间仍然灯火通明，有时候他甚至熬到天亮。博士期间，敖文受聘于日本通产省指定的管理咨询公司vic任特聘讲师，一方面在日本为中小企业管理者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应邀往哈尔滨电站集团授课。

　　学而优则仕

　　2003年，敖文学成归来。当时，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优厚的条件向他抛来了橄榄枝，这也正是他心仪的职业，但他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他希望学以致用，于是他选择了应聘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当ceo。至此，敖文完成了从一个教师到博士再到首席执行官的华丽转身。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首席执行官，敖文习惯性地走访调研。一方面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大量素材，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石化这个行业有更深更透彻的了解了。在他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三年，公司扭亏为赢。

　　由于公司业务的往来，他接触到了北京吉利大学，随着了解的与日俱增，他渐渐萌生了到吉利大学任教的想法，因为当一名老师，他有更多时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他更希望能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经济建设的生产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2005年5月21日，对敖文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他加盟到了吉利大学，并被聘为商学院教授。由他牵头编写了《管理学》，已作为吉利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教材，而他的撰写的论文《广义丰田生产方式》，译文《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在核心期刊《国外理论动态》发表，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谈到今后的打算时，敖文希望能为家乡做点事情。他说，他生在福清，长在福清，对福清的人文有比较深的了解。福清人勤劳勇敢、敢于开拓，但也喜欢跟风。敖文说，其实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受到经济规律制约和调剂的，很好地学习和利用经济规律，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希望能用所学到的知识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把力，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