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尽酸甜和苦辣

　　“早期的电影放映机是长江牌54型的，每台50多斤。当时外出放电影都得带上200多斤的发电机，外加电影拷贝、喇叭等放映必需品，每次外出每人要挑一两百斤重的东西，经常摔跤，十分辛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放电影的情景，叶炳元仍记忆犹新。

　　好几次，在下乡放映途中，突下暴雨，他连忙用雨衣裹住器材，而自己任凭风吹雨打而感冒。播放完电影后，他们只能在所在村的村部打地铺过夜，饱受蚊虫叮咬。

　　由于对电影放映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叶炳元一心扑在工作中，以致妻子埋怨他“不顾家”。1965年的一天，叶炳元在离家二三十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放电影，家里捎话说，他妻子在家临产了，可叶炳元坚持等到电影放映完毕，才匆匆赶回家。次日，他又挑起“担头”到其他村放电影了。

　　当电影放映员有苦但也有乐，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听到我们要来，村民很热情地出来迎接，帮忙搬设备、安排食宿等，虽然各地饭菜不尽相同，但我们觉得特别香。放映期间，纯朴的村民会送来热茶，电影结束后，帮助收拾银幕、电线等物品，然后还煮些点心让我们充饥。”

　　由于当时的村民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在电影放映前，要事先将电影的片名及主要内容等向村民做个介绍。在放映期间，放映员还要利用剧中没有台词的空隙，将前一段剧中的台词大意用本地话讲述一遍，以便村民理解，即使是“插片”的纪录片也要加以翻译。这用他们的行话讲，叫做“演间播话”。为了能胜任“翻译”工作，闲暇时，叶炳元常常读报纸，练口才。

　　早期下乡放电影，都带有政治任务，每次电影播放前，总要先放几片宣传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都是放映员自己动手设计制作。一向做事严谨的叶炳元，对每张幻灯片，不管从文字的题写还是彩色背景的勾画，都不敢马虎。由于长期写幻灯片，叶炳元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现在，镇村遇有活动需要写宣传标语时，都会请老叶“出手”。村民们有婚迁喜庆或丧事，总少不了请老叶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