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有料

城隍崇拜与福清城隍庙

  近时,邑人募资在鹫峰下清荣大道北侧兴建“福清城隍庙”,工程颇浩,形制巍峨,每引路人驻足观瞻。但许多人并不知城隍为何物,亦不明福清城隍庙的过去。笔者缘此辑录有关城隍及福清城隍庙一些资料,以飨读者。

  (一)

  许慎《论文解字》注为:“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玉篇》论为:“隍,城下坑也。”可见“城隍”一词指的是:土夯石砌的围墙和环城而凿的无水沟壕,都是古代居民用以防卫而修筑的工程。由此可见,城市一出现即有城隍。古代氏族部落之间征战频繁,筑城挖隍而守应是很普通的。又由于古人受科学知识缺乏之制约,相信万物皆为神灵,因而视守护城市的城隍为神是十分自然的。至于何时立祠修庙,把精神崇拜物化,或说早在尧舜世,或说始于汉,或说于三国时期。但有文字证据的是在南北朝时期。据《北齐书·慕容俨传》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慕容俨镇守郢城(今芜湖),被南朝梁军围困,梁军以荻苇截断了城内水路供应,在此危急时刻“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飚起,惊涛涌激,漂断荻苇”使慕容俨队伍得以解围。这大概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城隍神祇的最早文字了。文中所记述的郢城城隍庙也就是今天安徽省芜湖城隍庙了。

  (二)

  在古代,城隍极受尊崇。

  唐代初期,城隍信仰有了发展,各地城镇都建庙奉祀城隍。李白的族叔李阳冰于乾元间(758-760)任缙云县令,所撰《缙云县城隍记》云:“城隍之神,祀典无之,帷吴越间有尔。”可见当时仅在吴越(今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有城隍庙。阮葵生所著《茶余客话》云:“然成都城隍祠,大和(827-835)中李德裕所建。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杜牧祭黄州城隍文,李商隐集中尤多,则不独吴越也。”可见此时城隍庙已遍及南方各地。安史之乱中,攻守城池,百姓遭殃,城隍之祀成了当时民众的一种慰藉。于是各地都陆续建起城隍庙。据陆游《宁德城隍庙记》记载: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

  宋代,城隍崇拜更加普及,且被列入正式祭典,各府、州、县衙门每年都要在本地区城隍庙内按时举行祭祀大典。民间城隍神地位大大提高,超过社稷神,成为阴间的地方长官而广受香火。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建国伊始,为保持社会安定,巩固新建王朝,特别提倡城隍崇拜。洪武二年(1369)正月大封天下城隍。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显王”,秩正一品,格同三公;封府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等同六部;封州城隍为“灵佑侯”,县城隍为“显佑伯”,各为三品及四品,均冠“鉴察司民”封号。洪武二十年(1388)又诏令天下:“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侥幸而免”。由是城隍信仰达到鼎盛时期。清入主中原后,袭承明制,把城隍作为幽冥之官,护境之神,尊崇有加,借以控制百姓行为,保障封建统治。

  城隍崇拜还有个重要特征,不像其他神祇一样只是人们臆造设定的神位,而富于神人化和世俗化。从唐以降,历朝历代均对城隍进行封号,有王、公、侯、爵等各级封爵,并封及其夫人,且与阳官平级。各地城隍,都是历史上受民众尊敬的人物,如镇江的纪信,建昌的灌婴,六合的英布,和州的范增、谷城的萧何,广州的文毅,湖州的韩愈,都江堰(即旧灌县)的李冰,杭州的周新、文天祥,尤溪的卢珖,古田的刘疆,莆田的陈瓒,惠安的张悃,泰宁的王肃等。福建都城隍在福州,主祀周苛。苛是楚汉战争时御史大夫,为刘邦守荥阳,城破被项羽生俘,羽劝其降楚拜为上将军,封万户侯,苛不从,怒斥项羽,说他非刘邦对手,若不及早降汉,定将灭亡。项羽大怒,将其烹刑。刘邦立汉后,为悼其忠烈,封为郡县之神。据传福清城隍亦为周苛,但缺文字资料为证。

  城隍作为朝野双方都极为尊崇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从官方角度看,城隍是一方之神,能御灾捍患,不但可鉴察一方地方官员的行为利于牧官,还可以此麻痹百姓以此牧民,把城隍神作为辅治手段之一加以推崇。从民间方面看,城隍神都是一些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安定地方,抚绥百姓,兴利除弊,御灾捍患,受人景仰的官员,且时刻在冥中监察自己的行为,因而得以崇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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