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远大前程》热播，人说老戏骨们抢戏，其实历史上的上海三大亨本身就足够有戏，比戏中之戏还要强悍。

过往的影视剧，涉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戏份不少，往往都是谈这些“黑帮大佬”如何重情重义、仗义疏财，甚至有人从杜月笙的人生里总结种种鸡汤经验，又通过条条金句广泛传播。

然而， 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上海三大亨？是因为枪多、人多砍出的地盘？还是因为人情世故耍出的一方天地？

远大前程中的三大亨

真要知道根底，就不得不提“三鑫公司”。

这个在电视剧里也屡有出现的公司其实一直是在云里雾里的，究竟主营业务是什么，业务规模有多大，三大亨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往往语焉不详。

今天，就且听三解详解一二。

所谓“三鑫公司”，又名“三星公司”，因为该公司发卖的鸦片上都会有“三星”字样以及三颗五角星鼎立的图案，在老上海的口述记忆里，这公司又被称为“大公司”，是一个专属名词，可见在旧日上海之知名与显赫。

“三鑫公司”的得名，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取了黄金荣的“金”字，加上黄、杜、张三人的“三”字， 垒起一个“鑫”字；另外的说法是代表黄金荣、金廷荪和杜月笙（名镛，月笙是号）三人，其名字里都有“金”字；还有一个说法是代表范回春的岳母“金刚钻阿金”、金廷荪和黄金荣。

从这个公司的创立过程来看，应该是以黄金荣、金廷荪、杜月笙三人CP的说法正确，因为这个公司是杜月笙提议设立，黄金荣幕后挂名，杜月笙和金廷荪二人实际经营的生意，而张啸林的加入要晚得多。

三鑫公司的成立，很多通俗说史作品都写作1923年—1925年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杜月笙提议成立，他的主要支持者就是黄金荣的发妻林桂生，还参与了一系列的规划，而林桂生和黄金荣在1920年底就因为“露兰春事件”（很多电影里都有展示）与黄离婚，之后再无往来，则该公司成立绝对要在1920年之前。

同时，还要考虑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1909年（清宣统元年），万国禁烟会在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美、英、法、德、意、奥、荷、葡、俄、日、波斯、暹逻等国。

这次禁烟会议，实际上是在中国范围内，各国协作禁烟运动的开始，同时，要求各国在本国“属地”（即租界）禁止吸食鸦片并配合“禁烟”。

该会议的主导者英国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约定了10年禁烟期，并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公共租界”（也可以说是英美联合租界）在1909年年底前，关闭了全部1437家持有执照的“合法烟馆”，法租界也关闭了一部分烟馆。

不过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的官绅大批涌入上海租界地，吸食鸦片之风大盛，直到1917年，是中英约定禁烟10年之约的最后一年，北洋政府在全国各地的舆论支持之下，甚至拟发行2000万元公债回购鸦片销毁。

到1918年12月，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更再次重申“禁烟令”，派出张一鹏为“焚土专员”，到上海与上海海关监督冯国勋共同主持并特邀上海地方官员、社团、学校等负责人组成监察团予以监督。1919年1月17日，1207箱鸦片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焚毁。

官方“厉行”戒烟，上海租界内的鸦片走私却愈发兴旺。

真实的三大亨：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公共租界最有势力的青帮头子沈杏山，纠集季云卿、杨再田等，号称八股党（也称大八股党），控制公共租界黑势力。八股党专门组织流氓抢劫潮帮的鸦片，后来与潮帮土商议定由八股党收取保护费，包接包运，以钱财打通上海两大缉私武装水警营和缉私营，暗中由营员化装沿途保护。同时，又在捕房内的徒众的配合下，与租界警务处合伙贩毒，定期给捕房俸禄，八股党逐渐垄断上海的鸦片运输业。

八股党对于鸦片运输的垄断，让当时的法租界巡捕房探长黄金荣眼红，黄的门人杜月笙就提议争夺鸦片的提运权，杜和十六铺、郑家木桥等处顾家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8人合称小八股党，也是日后“三鑫公司”的骨干。

此后，沈杏山屡受打击，又赶上公共租界加强禁烟，潮帮土商寻觅新的地盘，法租界当局与英、美政府态度完全不同，对于鸦片生意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倒以优惠的税收条件招商，邀请土业巨头，各种土行、烟馆、燕子窝等竞相南迁，烟贩中心从公共租界山东路麦家圈一带土行移至法租界，同时，黄金荣更要求法租界当局允许烟土公卖，得到法国总领事的认可，法租界最终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烟毒最烈的地区。

这里要多嘴解释一下，上海法租界的管理制度和公共租界完全不同，前者采取国内派遣官员掌管大局的“中央集权”管理，而后者则采取“工部局”管理庶政的本地自治，所以前者官商勾结的成本要比后者低得多，搞定几个关键人士即可。

法租界作为市政服务最佳的租界，在辛亥革命前就是上层名流别墅的聚集区，与公共租界以英籍侨民或是由英人统领的经过训练的如印度人等英国殖民地人士为主的警察体系不同，法租界大量借用黄金荣等帮会分子来实施“以华治华”的策略，使这里成为了中国本地黑社会的乐园。

前者造就了鸦片消费市场，后者造就了鸦片泛滥的流通环境，“三鑫公司”的崛起正是这个“天时、地利”的共同结果。

1919年北洋政府在通县焚烧鸦片以示禁烟决心

1918年黄金荣联合法租界公董局、潮帮土商以及帮会成立的专门从事“鸦片贸易保险”业务的三鑫公司，设址法租界公馆路维祥里，办事处设自来水街宝成里（今宁海东路第90弄2号）、格洛克路（今柳林路）1号，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建立大型鸦片仓库（后库址建杜月笙公馆，今为东湖宾馆）。

三鑫公司的人事构成是老板为黄金荣，总经理为杜月笙，副经理为金廷荪，骨干有范问春等人，后来还吸纳了投诚过来的“大八股党”的成员沈杏山等人。

而张啸林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外联，即专门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春圃、缉私营统领俞叶封等人联络，后来也成为副经理。

对了，他们的总后台是法租界总巡费沃里。

而“大八股党”的失败，归根结底就是他们不可能与公共租界当局切实有效的执政能力对抗，而非输在“三大亨”的手中，当英美当局真正“认真”禁烟，他们的生存环境自然不保。

不过“八股党”采取的“保险”手段，却被“三鑫公司”所继承，所谓保险，是为中外鸦片贩子提供保险，保险费为货值的10%，押运、库存期间产生的所有损失由三鑫公司全部包赔，最初是10家合作，1925年达到21家，主要经营波斯土、川土、云土和北口土，这是说的产地，比如云土就是云南产的烟土，先由马帮陆运四川，再和川土一起在宜昌装船，到上海隆茂码头上岸。

把整个流程掰开，其实又要分为“租界”和“华界”两部分。

1919年8月，皖系卢永祥督理浙江，荐何丰林补任淞沪护军使，卢、何与上海的潮州帮鸦片商合作设立聚丰贸易公司，大做鸦片生意。后来，印度与中国公开的鸦片贸易被取消，但印度鸦片并未停止对华出口，上海仍是麻洼土交易中心，每年进口量达数吨。

鸦片吸食者

在1919年到1924年之间，聚丰公司就是“华界”部分的护运人，皖系每年获得的鸦片收益不下500万元，足以维持皖系军队开支。

1924年之后，皖系卢永祥部战败，上海城头多次变幻大王旗，一直到北伐军之前，历任“上海之主”都在从事这项买卖。

双方的交接分工，以潮帮、本帮的烟土上岸为例，船只会由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保护，从吴淞口直接运到十六里铺或淞沪护军使官署附近的仓库，不允许任何人检查，再由杜月笙派人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里则由巡捕房的巡捕和警察押运。

据当时人回忆，鸦片车运输为了掩人耳目，所过之处，他们控制的路灯都会熄灭。

另一项业务是垄断法租界鸦片生意，公司和法租界协商规定，在法租界发售的鸦片必须带“三星”印花，否则不得销售，要知道，到1927年左右，在小小的法租界里，已经有6000多家烟馆，1928年更是达到了8000多家……

在掌握了零售和流通环节后，三鑫公司就开始了“包销”鸦片业务，各地军阀运输来的烟土，由他们吃下后包销分成，或三七开，或四六开，帮助对方快速变现。

而三鑫公司的收入，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1925年、1926左右，应该为每年5000—6000万元上下，而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为3.45亿元，也就是说，三鑫公司的收入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7。

在利益分配上，采取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的分法，即黄、杜、张三人每年分红在100万元以上（明面分红），这是大三股，然后是中层管理的亲信，再往下是包括小八股党的喽啰们。

1927年的大革命洪流，并没有对上海三大亨有什么冲击，在曾经高喊“革命”的国民政府治下，对鸦片大搞“寓禁于征”，1932年，杜月笙与法租界发生矛盾，在上海市政府全力支持下，将贩毒据点从法租界移至南市，控制的土行、烟馆等至少有1万家。

1935年7月，上海禁烟委员会成立，杜月笙、王晓籁和严福庆出任常务委员。杜实际上仍控制江南地区鸦片运输、烟膏分配、瘾民执照发放以及管理土行烟馆系统，海关等机关收缴的各类毒品均交委员会，再投入市场。主持苏沪地区禁烟事务的有江苏省禁烟局局长曾镛，其子拜杜月笙为干爹。曾镛的副手大多是原三鑫公司的成员，如上海县禁烟分局副局长谢葆生，金山县禁烟局局长高鑫宝等，名为“禁烟”，实际上，继续卖鸦片卖得不亦乐乎。

而以上这些，才是真实的上海三大亨的“远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