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北京和现在不一样，三环都没有，只有二环，乐队也就数的过来的几个，宝贝兄弟是其中之一。刚到北京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赵牧阳住在常宽家里，吃常宽妈妈做的饭：“我还算走的比较顺利，不像其他乐手会没饭吃没地方住。”至今回想起来，赵牧阳依然觉得那时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虽然不能挣到很多钱，但每天都活在音乐中，每天都在和乐队的伙伴做音乐。”他们常常去沙龙开party，乐队们轮流上台唱歌、玩音乐，卖票给观众，收入场地拿走三成，剩下的给乐队，乐队大家一起来分这些钱，“演出完可能一个乐手能分到几十块钱，分到30、50就算可以了。”然而，这些薪酬并不能支撑赵牧阳在北京的生活。1989年，他被文化部特招进入东方歌舞团担任鼓手，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00，可在那儿呆了三年之后他还是决定离开：“歌舞团会去国外演出，或者就是一些外国使者到中国，我们去给他们演出他们国家的曲目，民间的音乐非常少，最后我不太喜欢，我就离开。”东方歌舞团三年，赵牧阳唯一庆幸的事，就是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去练鼓。

　　当时摇滚圈很缺鼓手，有些乐队在找不到合适鼓手的情况下甚至只能用鼓机排练，在这样的环境中，拥有精湛鼓艺的赵牧阳被很多乐队请去担当鼓手或是参与专辑录制：“我可能进棚比较快，在录音棚里不耽误时间。”在北京的那些年，赵牧阳前前后后在100多张专辑里敲下了自己的鼓点，尽管如此，他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每次都是一次性付给我费用，我也签过那种合约，说有回报那种，但我从来没拿到过钱。我可能录了有100多张专辑，但我没有拿到过一张专辑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