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广仁、林旭曾竭力摆脱“康党”身份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其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观林氏对康有为之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之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之“康党”扯上关系。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氏之《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显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氏之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或许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有平衡满汉新旧之考虑：若以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之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之势力;唯谭嗣同充当康有为在军机处之代言人，当属最佳解释。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之担忧，恐其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之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之既定方针，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另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据《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综合这些材料，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其“康党”身份似乎不容置疑。然十余年之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碰到一名为刘一鸣之老狱卒，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据刘氏对汪精卫讲：当年，“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狱卒之言，当属可信，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就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至于林氏之“时作微笑”、“笑不可仰”，未必是凛然不惧，因林氏参与了“围园杀后”之密谋，事变前也曾四处求救未果，至此应该对自己之最终命运了然于胸，已不必如康广仁般“以头撞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