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溥仪在大婚之日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是清朝官员的极高荣誉。庄士敦兴奋异常，他恭敬地戴上官帽、身披大臣朝服(尽管此时清朝已终结多年)，在北京的居住地拍了张照片寄送给英国的众多亲友。此后的岁月里，庄士敦向溥仪传授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并提议溥仪到欧洲留学。他由衷期盼溥仪复辟后能成为优秀的国家元首，并拥有英国绅士般的非凡气度。 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在这位洋夫子的引导下，溥仪戴上了眼睛，剪掉了辫子，在宫里装上电话，骑起自行车。

在庄士敦的介绍下，溥仪会见了一些外国使节，还和胡适通电话。很快又改革宫内的财务制度，把一千多人的宦官队伍裁汰到一百余人。庄士敦开始成为宫廷内务大臣的眼中钉，但是溥仪喜欢他，还加封他为御书房行走、颐和园总管。就这样，庄士敦陪伴溥仪度过了紫禁城最后的黄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帝师，也是帝国历史上极少数的外籍高级大臣。1924年，溥仪被国民政府彻底赶出紫禁城，在庄士敦的帮助下借道英国使馆逃往日本辖区。庄士敦就此去职帝师职务，返回英国租界地工作。

庄士敦是威海卫(今山东威海)作为英国租借地的最后一任长官(末代总督)，在威海卫先后任职长达16年，是威海卫近代殖民史上继骆克哈特后又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1904年至1918年，庄士敦在威海卫工作期间比较公正廉洁，经常独自走村串户调查社情民意。他能用流利的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了解平民的思想和期盼。他还进行过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比如老百姓告状，原来必须层层上递，改革后可以把状纸直接递交庄士敦，不再受村长社首的限制。

身为英殖民地管理者，庄士敦的出发点是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殖民者那样强行打破故有传统，扰乱当地的风俗习惯，在治理方式上则较过去压迫民众的封建官僚先进许多，因此庄士敦在当时威海卫的声望还是比较高的。对于威海人民的生活，庄士敦曾满怀深情地描述：“如果不发生官司或家庭纠纷，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宁静幸福的。他们有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

同时他们良好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也证明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不错的，在收获的季节里，大人和孩子都在田里忙碌着，在长长的冬夜里，他们围坐炕上以便取暖，白天他们就出去捡柴火，或站在他们的界沟里看从爱德华港出来的奔跑在他们祖先土地上的英格兰马。每周三次他们用驴子驮着货物到威海市场上去卖，妇女们则在家缝补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