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

　　42岁的李义强租住的农舍，位于厦门市内唯一的半山腰村子里。农舍内的几个房间，被他改造成了办公室兼卧室。

　　李是“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下简称“世保”)的秘书长。这个注册成立于2012年4月的民间保钓组织，在此次8月15日保钓行动中，与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台湾中华保钓协会合作，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事保钓行动9年，我现在已经接近弹尽粮绝。”8月15日，李义强对本报记者称。之前，作为曾经的厦门最大网吧的老板，李义强过的是小老板的安逸生活。如今，他却寄居在农舍，一门心思当起了保钓组织的负责人。

　　在两岸三地保钓历史上，世保是第一个跨地域的保钓组织，其理事亦多由三地最有影响力的保钓组织或人士担任。然而窘迫的现状是，集合了保钓第一线活跃人士的民间组织，目前面临无船出海的局面：世保原拟购买总额约为208万元人民币的台湾“全家福号”渔船用以出海保钓，但经历数月募捐，至今还有超过150万元的缺口。

　　“7月份筹措了25万元人民币，本月截至目前也只收到8万多，”李义强称，“其实这笔资金并不大，保钓组织还需要社会人士更多的了解。”

　　世保出世：两岸四地携手出海

　　“两岸四地此前都有保钓组织，历史也很长，但彼此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李义强如此解释世保成立的初衷，“为了形成跨地域、更大的活动空间，四地保钓人士选择在香港共同注册了世保。”

　　今年4月19日，香港官方正式批复同意世保成立，入选第一届理事会的19人，几乎都来自目前在两岸四地最活跃的保钓组织人士。世保会长黄锡麟，同时担任台湾中华保钓协会执行长；秘书长李义强是活跃于大陆的民间保钓人士；副会长陈妙德则是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此外，在理事会中还聚集了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中华保钓协会成员以及海外的活跃保钓人士。

　　此次成功登陆钓鱼岛的14名登船成员中，就有伍锡尧等世保理事。不过，成功登岛的“启丰二号”并非世保的船只，而是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所购，并被专门使用于出海保钓。

　　“世保理事于8月3日在厦门召开了理事会，当时就已规划了此次两岸三地保钓行动的方案，”李义强对本报记者称，“所以这次登船的保钓人士，不少都是世保的理事，包括行动总指挥、‘启丰二号’船主罗堪就也是理事。”

　　不过，原本两岸三地共同开出三艘渔船保钓的计划，最终却只有香港的“启丰二号”成行。李义强解释，本来租用的两艘台湾渔船船老大，在最后时刻不同意出借船只，使得计划夭折。“这也反映了民间保钓组织购买专用船只用以保钓的必要性。”李义强说。

　　世保目前的19名理事皆为男性，亦有不少相同的职业背景。

　　“19人中多为小老板或政界人士，在职工作的反而比较少，毕竟朝九晚五的打工族不易协调时间，”李义强解释说，“而且保钓对不少人来说是条‘不归路’，参与越久，就越难抽身顾及其它事业。”

　　注册成立后，世保策划了包括本次两岸三地联合保钓行动在内的两次大型活动。今年7月3日，由世保会长黄锡麟带队，将“全家福号”从台湾本岛最北端的新北市永和区出航，在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对峙下，把“全家福号”驶入离钓鱼岛仅10米处的海域，黄锡麟随后将五星红旗抛至钓鱼岛岸边浅滩后，被迫驾船返航。

　　实际上，在7月3日这次行动的背后现实是，世保把前期通过募捐筹措的约100多万新台币，对“全家福号”船老大支付了购船定金，对方才答应将船只租借给世保出海。

　　艰难的现实：买保钓船缺150万

　　不过在一个多月后，计划中的两岸三地联合保钓行动中，“全家福号”的船老大却没有同意再度将尚属于他的渔船借给世保。

　　“船老大也担心我们付了定金之后，余款没有能力支付，”李义强解释，“所以他也不敢迎着风险把船再借给我们出海保钓。”

　　事实上，用以购买“全家福号”的余款，现在确实面临筹措不利的状况。2012年7月11日，世保在官网上公布了第一期募捐购船及出海行动财务公告，显示从今年1月9日至公告公布的半年中，世保一共才收到海内外人士共172.43万新台币的捐款。

　　除了购船的费用，世保每次出海保钓行动也需要资金购买补给和支付船员费用。世保的财务公报显示，今年世保的两次出海保钓行动，也共花去了16万新台币。

　　“目前国内社会对民间组织募捐有很多疑问，”李义强坦承，“世保在募捐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不少问题，比如最突出的是如何证明世保的可信度，就需要世保长期积累公信力。但对于正式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世保来说，确实很难。”

　　李义强介绍说，世保19名理事至今在组织活动中，仍然保持理事aa制自理的费用制度，“绝不会贪污募捐款”，而通过世保募集的资金则全部用于购买保钓船只和出海活动。不过李义强承认，社会人士对包括世保在内的民间保钓组织，至今缺乏了解，一般人士则较难对这类组织产生信赖，导致募捐困难。

　　李义强曾经当过兵。退伍后，他一度经营网吧生意，还当过小公司老板。但这个自称“喜欢给人生经历添加更多可能性”的福建人，在完成徒步走长城后，开始慢慢投身到了被他喻为“不归路”的保钓事业中。

　　“在部队当兵时，我对钓鱼岛的相关历史也有所了解，有民族情结，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什么爱国行动，”李义强说，“而开始参与保钓组织，我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只是希望在人生中多一份经历。”

　　但事实上，李义强投身保钓事业9年以来，从参与者变成了策划者，最后还成为骨干组织者。他的家产，反而在他成为全职保钓人士后急速缩水。

　　李义强说，为了全身心扑入保钓活动，他早已将手中的网吧和小公司盘出，甚至卖掉了房产。“生意是用心打理的，不然就会亏损，如果没办法全身心做生意，不如把它关掉。包括后来卖房子、转让网吧，也是慢慢投入的。”他说。

　　现在，李义强租住在厦门的一个半山腰的农舍中办公、生活。他不愿计算自己为保钓付出的资金数额，因为“考虑得太多是没法做(保钓)的”。作为世保秘书长，平时需要频繁出入香港、台湾和内地进行沟通工作，而自称几乎已把储蓄老本吃光的他，目前则依靠同事、朋友和战友的资助继续工作，而他也是目前世保所有理事中，唯一一个抛弃工作，专门开展保钓事业的人士。

　　官民之间：“摆正定位当配角”

　　一个现实是，在目前中国与邻国具有领土纷争的区域中，钓鱼岛成为唯一有民间组织和人士参与保卫的争议地区。李义强认为，民间保钓组织的存在，对官方解决钓鱼岛问题会有不小的价值。

　　“但民间保钓运动对自身要有明确的定位，我们是配角，只能起到辅助和推动作用，政府才是主角，”李义强称，“如果定位没有摆正，就很难展开民间保钓行动，搞不好甚至还会在官方和民间之间形成对立。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跟政府保持沟通，并在沟通中往前走。”

　　李义强给世保定下了与官方沟通的行为准则：首先，民间保钓组织和官方对于钓鱼岛主权的要求没有分歧；第二，他们组织保钓行动的诉求，则明确限于保卫钓鱼岛，而不附加任何额外的要求。

　　“基于这两点准则，在与官方的沟通就会比较顺利，”李义强说，“当然，我们的行为必须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