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闯入者》影评：谁为情怀买单

来自简

《闯入者》的海报有这样一句：为王小帅的情怀买单，瞬间彰显该片的宣传乏力和票房野心。这样的严肃题材在前有速7后有复联的夹击下，结果可想而知。在小长假“五一”档，院线要把寸土寸金的放映厅里的每个座位卖出去，选《左耳》《何以笙萧默》，也不会选《闯入者》，只把最早和最晚的场次给了它。于是，王小帅喊出了“1.5%的拍片率等于死刑”，私下里也开始与院线经理们接触，搞专场攒口碑。五一过后，我在的城市最多13家影院排片，只维持了一周，就滑落到只有4家影院放映。当我有时间为它买单，可是它却不见了踪影。

不要忘了排片率是由上座率来决定的，院线经理们振振有辞。

那上座率由谁决定呢，突然想起上周在财经作家吴晓波大课上的那句话，虽然大量的财富被60.70后掌握，但消费的话语权和口碑被80.90后创造着，他说自己这一代已不是中国商业电影的主流消费者了。《闯入者》就处在这样的夹缝中，拍的是40.50后的事儿，却要80.90后买单，正如王小帅所言：不忘过去，不缺位历史，这样宏大的使命和叙事立场，也没有把上辈人拉进影院。影片的主角和观众来了个集体缺位和错位。134座的影厅里，只有3个人和我一起为它买单。

简单粗暴地判断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分野，有时候是一种陷阱和绑架，在中国的电影市场，被扣上艺术片的帽子，十有八九跌落到票房的万劫不复。

王小帅这些年顶着这帽子，并未让观众看出他的不自在，已实属难得。他没有为帽子所累，还在表达自己，在坚持的主题中尝试着技术上的改变。《闯入者》作为一个年代剧套了层悬疑的外衣，相比《青红》的平铺直叙，概念上并不牵强附会。上世纪60年代，王小帅与许多个“三线”建设者的子弟一道，从上海迁徙到贵州山区，少年时代的回忆与成长的阵痛，都放在《青红》里。相比《青红》的任性，《闯入者》是克制的，但更加尖锐。影片从老邓的晚年境况直接切入，寡居带来的精神孤独与道义带来的肉体负累，构成了中国老年人生活的缩影。即便是生命快到尽头，他们也没能喘息，没能为自己活，依然为别人活，更沉重的是，带着那些想忘却忘不了的孽债在度日。

《闯入者》用通俗的话讲，沿着一个讨债的故事，呈现各种关系之间的闯入。首当其冲的是，晚年老邓被年轻时所亏欠的人闯入，更准确的是一种宿命，从大城市支援“三线”建设的知青，在文革结束后都面临的问题，老邓为了返城揭发了老赵，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每在北京的家里梦到贵州大山里的厂区，甚至在匿名电话里听到了老赵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这种心魔被老邓掩饰得小心翼翼。

王小帅为我们贡献了全新的老年形象，为儿女着想尽力帮忙，对自己克俭不给人添乱，头脑清醒，不纠结传统，把母亲在养老院的床位预定下来，准备好为自己养老送终。这是当下老人面对快节奏生活迫不得已的选择，当儿女们的耐心低到连电话都不愿多听时，他们没有闯入儿女的生活，而是止步于儿女的忙碌之外，用一碗又一碗孙子最爱吃的狮子头来强调自己的存在。他们冷静独立，不怨天尤人，默默地维护着晚年的尊严，这样的老人比比皆是，曾是知青的他们没有把命运的捉弄怪罪于任何人，即便毕生难逃文革的后遗症，还在竭力经营生活。吕中老师所刻画的老邓们，是足以令人敬佩的。

影片在讨债—还债的主线中，含蓄地点到了人在世相的匆忙与狼狈，还有那些被生活重压的变形举动，更为可贵的是拍出了冥冥中的因缘际会，为此，影片承载的体量是相当大的，也暴露了叙事艺术的不足。40年的时间跨度，四个家庭的人物展列，北京贵州的空间交错，想必这些，在任何一位返城知青老人的脑海中都萦绕着，更何况在老邓饱受良心谴责与道德声讨的身上。惊悚也罢，悬疑也罢，都是从文革走出的一代绕不开的坎儿。

这些大大小小的坎儿，是王小帅口中的历史：“不要以为我们看不见它，历史依旧在那里”，它甚至无从救赎，只能被包装成情怀。片中受人诟病的沉闷的昏暗房间和布景，败落的荒废的车间，三线工厂清晨第一声军号;还有那一点也不光鲜却反复入境的电插座，一次吃一块的腐乳，玻璃板压着的照片，走哪拉到哪的推车，这些熟视无睹的日常，为什么在大银幕上不被待见，为什么不愿看到难以维系的价值观和寻常百姓的横截面。应了艾略特的话：“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真实”，而国人对真实的承受能力还要再减半。

习惯性遗忘和失忆的年代，有几个人能为情怀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