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厦门晚报》发起“寻找厦门抗日死难者”调查活动，寻访并公布已确认的部分死难者名单。其后，《厦门晚报》顺应读者呼声，发出“为厦门抗日死难者建立纪念雕塑”倡议，市民踊跃捐款。

　　2011年底，厦门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选址灯塔公园，此地毗邻日军侵厦登陆地点和弃置被害厦门军民尸骨的“万人坑”，与厦门五通古渡口相连。翌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雕塑落成，名“永铭在心”。雄屹山海，灼照前后，沧溟浩浩，日月昭昭。经查明之厦门死难者名录并勒于此；今后再查明者，亦将陆续补刻，以示永世不忘。

　　纪念雕塑建设经费主要来源于市民捐献款项及利息人民币共近80万元，委托厦门市红十字会为业主单位，厦门瀚卓路桥景观艺术有限公司设计施工，五缘湾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督导建设。

同学们用手中的黄色和白色菊花，为厦门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献上一份哀思。 刘东华 摄

　　本报讯(记者 吴笛 见习记者 汪燕妮 实习生 黎连英)“开学式年年有，今年最特别。”昨天上午9点，高林中心小学五年级的孙芸瑞和80多名同学一起，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式。在厦门灯塔公园，伴随着低沉的音乐，同学们用手中的黄色和白色菊花，为厦门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献上一份哀思，以此纪念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厦门同胞。

　　昨日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7年纪念日，厦门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永铭在心”在厦门灯塔公园隆重揭幕。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皮卫平在揭幕仪式上介绍了纪念雕塑建设过程；厦门晚报社原总编辑朱家麟回顾了纪念雕塑倡议的发起情况。市委文明办副主任徐爱聪代表市委宣传部致辞，向推动、支持、建设纪念雕塑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市文广新局、湖里区委宣传部、湖里区政府、市红十字会、五缘湾营运公司、厦门瀚卓路桥景观艺术有限公司等领导和捐款者代表、提供史料的地方文史专家代表、抗日死难者家属代表等，参加了揭幕仪式。

　　新落成的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坐落于灯塔公园的一座小山顶上，场地呈直径16米的圆形广场，总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东北向即为“万人坑”，两处直线距离约400米。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分为两部分，即主题雕塑与铭文碑。主题雕塑高6.4米，铭文碑上镌刻着部分死难者的姓名及死亡原因。

　　【声音】

　 厦门市委文明办副主任徐爱聪

　　200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60周年纪念日，我们在烈士陵园建成了一组名为“永志铭心”的雕塑，今天我们揭碑的这组雕塑，名为“永铭在心”，与“永志铭心”相呼应，是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永远铭记，是我们对遇难者的深切缅怀。这座纪念雕塑的落成，不但象征着厦门又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诞生，而且对于激发全市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力量建设和谐厦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厦门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的建设，从发起到选址建设，再到今天竣工，历经7年多时间，不仅汇聚了社会各界的爱心，而且凝聚了社会各方面的智慧，特别是市委宣传部、市红十字会、厦门晚报、五缘湾建设指挥部等单位密切协作、积极推动，付出了很多努力。

　　“永铭在心”和“永志铭心”两雕塑，呈现的是无数先辈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财富，希望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牢牢铭记惨痛的历史教训，代代传承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承担起建设和谐厦门的历史责任，把历经磨难却始终自强不息的鹭岛建设得更美好。

　　【特写】

　　一别竟是永别

　　在昨日的厦门抗日纪念碑揭幕仪式上，有一群老人，坐在离纪念雕塑不远的亭子里，默默地看着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老人们是抗日时期受难者的家属，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了。这些自发来到揭幕仪式现场的老人，有的亲身经历过日本在五通的烧杀抢掠，也有人在日军登陆五通那天失去了父亲。

　　“1938年5月10日，也就是农历的四月十一，日本人登陆我们五通，开始了无恶不作的烧杀抢夺。”回忆过往，80岁的陈振川仍然情绪激动。

　　“所有人都躲着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会被杀。”陈振川不断地向记者比划“19”这个数字，“我们凤头社不足100人，第一天就被日军杀死了19人。日本人会一户户地敲门过去，不知情的人一开门就完了。我们有一个邻居就是这样死的，日本人敲他家的门，开门那一瞬间，刺刀就朝他切过来，一截手臂就没了。”

　　陈振川的母亲当时二十七八岁，“出门前先要把脸抹得黑黑的，只有晚上才敢出门。”为了避开日本的烧杀抢掠，当时才5岁的陈振川和母亲、姐姐一起逃到了亲戚家。直到他10岁左右，一家三口才偷偷地回到五通，靠拣地瓜度日。

　　11岁那年，陈振川被日本抓去当壮丁，帮日本人挑水。“那时候五通有10个社，每个社要轮流挑水给日本人洗澡。每天天还没亮，大家就到处挑水，“2米深的水缸，不装满水不让回家。”陈振川说。

　　80岁的张文通和陈振川是邻居。“日本人一来，大家就各处逃。我和母亲、哥哥三个人还在一起，父亲和我们跑散了。后来，我们躲到一个山洞里，逃过一劫。”没想到跟父亲一别竟然是永别。就在日军登陆五通的那一天，张文通的父亲和三叔惨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

　　张文通说，从那时起，母亲越来越沉默，很少跟他们提及父亲。“我知道的有关父亲的事情，都是奶奶讲起的，问母亲，母亲从来不说。”张文通说，长大后他才了解，痛失丈夫是母亲最沉重的记忆。

　　(记者 吴笛 见习记者 汪燕妮 实习生 黎连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