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勺子》：当底层民众成为吃官司的惊弓之鸟

文/马庆云

陈建斌在电影《一个勺子》里边的表现四平八稳，并无惊喜可言。相反，因为这位导演缺少底层生活的经历，而对北方农村生活的展现，过分符号化。在刻画人物上，方言、土掉渣的服饰、羊圈、黄土地这些符号，都还停留在80年代展现底层人生活的文艺电影的套路中。毫不客气地说，陈建斌在凭借自己的对底层文艺电影的记忆拍摄《一个勺子》，若非有个可取的小说原型，这部电影，很难有所建树。

陈建斌并无创新可言，除了底层生活经验的不足之外，更是导演功底的值得商榷。也同时是减分项的，则是蒋勤勤对片中人物的饰演。与一般没有演技的电影相比，蒋勤勤自然可以称得上老师了。但与一些见真章的文艺片女演员相比，蒋勤勤的表演，捉襟见肘。看《立春》，可以记住蒋雯丽。看《孔雀》，可以记住张静初。看《最爱》，可以记住章子怡。但看《一个勺子》，无法记住蒋勤勤。这便是演员表演功底和生活经验的不足。

无论男一还是女一，都是以及格的水平在拍摄一部电影。但《一个勺子》依旧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影片。这一切，应该感谢河北作家胡学文。河北作家这边，有个特别扯淡的装逼秀，叫河北文学的三驾马车。最近几年，三驾马车瘸了。尤其是三家马车之一的谈歌，说他是驴车，都得选着被阉割的叫驴来比对。近来，则做河北文学四侠，找了四个还有创作力的河北作家。胡学文同志便是其一。这个四侠，依我来看，是生硬凑出来的。在建树上，只有胡学文值得一说。这话，忒得罪人，但我也得说。

胡学文的小说创作功底，算不上一流作家，但其底层意识明确，因此让其从三流作家中脱颖而出。老胡近来的一些作品，套路化较为明显，显然是受着河北作协套路化写作的影响。我大河北作协的好处就是，会写好东西的进去，写不出好东西的出来。这话不怕河北作协找我对质，咱握着例子呢。胡学文的好处则是，会写东西的进去，硬挺着，坚持了自己现实主义的底色，也不得不按着老一代的惯用套路，写了一些，还算不错的作品。

范伟主演的电影《跟踪孔令学》，便是根据老胡的小说改编而来。陈建斌的这部《一个勺子》，又是老胡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作家胡学文，在坚持现实主义上，会玩儿讨巧的东西。比如这部《奔跑的月光》，电影《一个勺子》。

他最现实主义的地方，则是一个农村老汉为了帮儿子减刑，而托人打点了五万块钱。胡学文是不会直接触及矛盾根本点的，他的任何一部小说，都从未触及这些根本性的社会矛盾。作协的人，就是聪明，要不然怎么入作协呢。五万块钱，能不能减刑成功，胡学文的小说，也不正面说，多聪明啊。民众一面，可以说，咱的小说，展示了这项社会问题，审核一面，又可以说，咱还是弘扬主旋律的，让花钱打点成功不了。

而他为现实主义服务的地方，则在于对对底色矛盾之外的另一件事情的使劲铺陈。电影《一个勺子》中，陈建斌饰演的角色，捡到一个傻子，有“家人”来认领，陈建斌角色将傻子归还，但收了人家的感谢费用。过后，又屡次来人要傻子，陈只得自己继续借钱，赔偿给来人，生怕自己吃官司。看到这个情节，又有一些没有底层生活经验的影评混子说，这是荒诞主义了。

陈建斌主导的预告片，也说，这是一部荒诞主义的电影。这是胡扯。这种事情，在北方农村，并不荒诞，而是寻常的。因此，我坚持认为，这是很大的现实主义，并非荒诞的。作家胡学文，看似讲了这么一个围绕傻子骗来骗去的故事，而实际上，《一个勺子》的最终底色是，因为儿子坐牢吃了官司的底层老百姓，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一听到要吃官司，就蒙圈了，就活该被讹诈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底层老百姓为何在吃官司面前成了惊弓之鸟，胡学文的小说不敢直接问，我们不妨帮着问一下。文艺批评，大于文学创作的地方，正在于这种直面。

《一个勺子》当中，也有陈建斌之问。电影基本按着小说的故事来编排，唯独一点导演自加的，便是傻子到底有什么用的追问。陈建斌曾在《人山人海》中有出色表演。其中，他饰演一个千里追凶的男人，最终在黑煤窑与凶手同归于尽（国际版故事，国内版与之不同）。黑煤窑，曾被媒体报道，囚禁大量底层，也有傻子，让死命干活。《一个勺子》有《人山人海》的影子，傻子到底有什么用？陈建斌通过演员之口，用台词的方式，在羊圈里边说，傻子的器官可以被非法买卖，人也可以卖到黑煤窑等等……

这部电影，能够获得金马奖，最根本之处，正是在于陈建斌的这一问，和胡学文的悄悄摸摸地说吃过官司的老百姓是惊弓之鸟这个隐层主题。胡学文的问题，是不敢直面。陈建斌的问题，是缺少底层生活，演不出来，拍不出来。幸好还有一问一主题，《一个勺子》依旧不失为一部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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