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凶手》：江一燕刘青云如何引导剧情

文/马庆云

罗志良导演的电影《消失的凶手》，与梁乐民和陆剑青联合执导的电影《赤道》有一点相同，那便是拿知识分子象征的教授作为一个大反派出现。先是让教授满口正义、真理、公议，然后又作出大量地看似促进民主自由和老百姓的事情，最后原形毕露，原来自己才是幕后真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

香港电影人，最近的几部电影，开始有这种拿知识分子开涮的苗头，以前，是断然没有的。在《十月围城》中，更是有知识分子坚定地内心独白：我们虽然害怕流血，但在追求真理面前，是连死都不怕的。这种道义与坚持，以往都是凝聚在知识分子形象中的，为何近来的香港电影人如此变风，我不知道。哪位读者知道为什么，还劳烦留言告诉我。

电影《消失的凶手》，凶手是指挑动底层工人罢工并制造跳楼事件的人。而整部电影的时代背景，则是上层权贵腐败奢华，底层老百姓民不聊生。影片更是毫不客气地传达出一个权贵的信息：多印钞票。这个民国戏，一定能让懂它的影迷看出点别的来。

底层民众和权贵属于两派，凶手要做的，就是挑动底层，推翻权贵，进而自己获利。电影很是更够为自己加分的地方，至少有两处。第一处，刘青云饰演的角色，在屠村的地方挖尸骨，这是赤裸裸的真实。第二处，抗议群众有人被打死，一名权贵保安终于良心发现，放下枪械，站在了人民一边，继而，所有安保人员站在了人民一边。这是人民的胜利。

从影片要传达的讯息来看，底层和权贵的矛盾，显然是需要一个知识分子出来进行“挑拨”才行的。教授逼死一个底层伪装自杀跳楼之后，才会引发罢工潮，才会激起底层对权贵的民愤。这一点，显然是放大了教授的能力，也放大了这起跳楼事件带来的冲击力。若无公正、公开、公平的底层与权贵对话原则和平台，这种阶级矛盾，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挑拨，都会暗流涌动。

该部电影的态度是，权贵不是好东西，挑动人民对抗权贵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好东西，只有一心查案的阿瑟是好东西。这也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地方，香港的这些编剧导演为何近来会有这种想法。以我阅读范围内的视野来看，全球堪称知识分子典范的，近一二百年来，没有鼓动底层暴动的，多是力促建立三公的对话机制，并且承认两个阶层的博弈关系，力促健全司法，保障这种博弈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不过，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也有一段跟李大钊吃火锅的戏，老陈往里边加了一把炭火，火光四起，然后老陈说，要借机升起这把怒火也不怎么着来了。可是，说这话时候的陈独秀，应该不算教授，而是疑似快成了党员了吧。到了陈独秀晚年，在狱中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也是有忏悔的。知识分子力促合法博弈的主流，一直是没有变过的。

回到电影情节本身。底层民众与权贵有巨大的矛盾冲突，当如何解决呢？当然要司法健全。要保障一切都在法律范畴内进行。然后，还要有一个合理的博弈平台。最先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都知道，工人阶级要有自己的工会。工会不是逢年过节发肥皂的摆设品，是代表工人去跟权贵博弈的。在法律范畴内博弈，正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市场经济的定价原则。依靠市场博弈的方式，而非政府、暴力定价方式，更能以最低的社会能耗，建立最搞笑的社会运转机制。

底层民众没有与权贵博弈的组织和平台，看似对权贵有利，实际上，一旦全部民众觉醒，一定会起来反抗，到时候，权贵想谈判，都找不到对手在哪里了。这个时候，必然引起暴力革命。在合法范畴内进行博弈，当然要比暴力革命的损耗小太多。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都懂了啊。所以，他们的工会，可不是向工人发毛巾肥皂那么简单了。

百年以来，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持有这一观点并为之努力的。我不知道，《消失的凶手》的编剧导演为何不顾及这些基本的学术常识而拿教授开涮。退一步讲，拿教授开涮也行，但也要顾及基本的剧情常识啊。在该戏中，教授与权贵合作，蛮比鼓动底层对抗权贵，来的划算，获得的利益会更多，放着安稳好日子不过，去搞暴力，剧情说他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站得住脚吗？

终归还是那句话，看《消失的凶手》更知道健全的博弈机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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