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代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361周年。

隐元禅师（1592—1673），福清上迳镇东林村人，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二月，在黄檗寺落发为僧。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廿一日，隐元禅师应日本国长崎兴福寺逸然性融的再三邀请，率弟子30人从厦门出发，东渡弘化。同年七月初五抵长崎。尔后，历经千辛万苦，创立了日本黄檗宗，并成为日本的佛教主流。隐元禅师所留传之教仪、规范、课经、法事等，其制度、仪轨均沿用黄檗旧制，按中国传统模式继承而下，形成举世闻名的“黄檗文化”，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日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无限的生机。隐元禅师因此被日本人民尊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大恩人”，成为继鉴真之后，把中国渊源流长的佛教、医学、建筑、雕塑、音乐、绘画、饮食、印刷等先进文化技术传播到日本的一代宗师。

一、隐元东渡弘化，怎成了负有反清复明政治使命的亲善使节呢？

1995年3月，陈智超等编纂了《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一书，把隐元禅师的东渡弘化，说成是负有反清复明政治使命的亲善使节，其观点摘录如下：

其一、隐元禅师“在政治上鲜明地站在南明抗清斗争一方，是一位遗民僧”（请注意这“遗民僧”三个字——作者按）。其根据有：

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镇东、海口二城陷，杀者数千人。师噩然伤心。六月，诣东岳建水陆普度者两月余。”隐元为被清兵屠杀的海口、镇东（即今城头镇）二城数千亡灵做了两个多月水陆道场，并有诗《龙江修水陆普度夜怀五首》为证，其中有“谁迷方寸混天经，百万华居一斩平。故国英贤何处去，唯余孤月照空城。”此乃其一。

其二，《隐元全集》中还有《挽殉节皞如林先生》诗：“看破阎浮梦幻身，纵饶百岁也成尘。一刀两段酬恩毕，不负君亲不愧人。”这位林皞如虽然“一刀两段”，那么，他是为谁“殉节”的呢？《海外恸哭记》载：“林化熙，字皞如，福清人也。隆武元年授国子监博士。福京（今福建）陷，避之海口镇。虏破海口”，化熙被捕。清欲降之，要他剃发，被他拒绝，使戮之于市。临刑前，口占一绝，云：“吾头戴吾发，吾发表吾心。一死还天地，名义终古钦。”命在旁者书之，而“钦”字误书为“矜”，化熙视而改之，乃就杀。陈智超认为，化熙是为抗清复明而死的，隐元悼化熙，表明隐元的政治倾向是反清复明的。

其三，隐元还有《挽石齐黄忠介公殉节诗》，隐元对隆武政权的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黄道周的殉国深为敬佩，诗中有“浩气浑天象，英风扫麓阴。忽闻顾命语，泪咽不成吟”之句。还有“虽然今去也，反复在明朝”这样一语双关、寄希望于抗清复明斗争胜利的话。其立场和明朝余部及抗清将领同出一辙。

其四、隐元赴日，原与黄檗僧众订有三年还山之约，为什么最终留日不归呢？“如果没有非常重要而又不明言的原因，他是不会采取这些行动的。”（《书信》第25页）

“政治上的原因。甲午年离中左赴日前，隐元有《中左江头别诸子》偈，最后两句是：‘暂离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净是归期。’所谓‘碧天云净’，不是指自然界的天气，而是指政治气候。万里无云，一片光明，隐喻明朝复兴。这就是他归国之日。”（《书信》第24页）

其五、隐元东渡负有政治使命。其根据有：

隐元于顺治十一年五月初十离开黄檗，于六月初三到达郑成功抗清斗争的根据地中左。成功送斋金为供，并派舟护送。“而郑成功之‘拨船护送’，有如今天的专机、专列，是在此前后东渡僧人从未得到的隆重礼遇。联系到隐元复明抗清的立场，黄檗弟子参加武装抗清斗争的事实，以及郑成功当时正在一面与清朝进行政治上的谈判（和议），一面向日本求援的行动……我认为隐元东渡的重要原因，是他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是郑成功的一名‘亲善使节’。”（《书信》第21页）

综上所述，陈智超等认为“负有政治使命”是隐元不顾63岁高龄和临济宗中享有盛名的地位，以及老师费隐的严词阻止，而不顾一切毅然前往的真正原因。

二、隐元东渡为拯救日本佛教和“子债父还”

那么，历史的真相又当如何呢？

第一，隐元的东渡不是偶然的。决定东渡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隐元东渡前在日本临济宗就享有盛名。如崇祯十五年（1642）福清万福寺刊刻的隐元语录舶载长崎时，日本妙心寺僧侣争相购买阅读。明朝灭亡后，有逸然性融、净达觉闻、蕴谦戒疏等名僧东渡，使隐元在日本名声比过去都大。

当时，日本只有临济宗，僧侣重视程朱理学教养，从而传播了带有禅门色彩的宋儒理学文化，曾创造辉煌一时的“五山十刹”。但是，经过“应仁之乱”，“五山十刹”受到严重破坏，几成灰烬，临济宗势力衰退，禅风败落，直到隐元东渡前，禅风一直不振。以日本临济宗名刹普门寺为例，由于“应仁之乱”罹殃，梵钟亦毁而铄之。隐元来到时，“无殿堂之没，无寮食之区”，只有“破屋数椽”。邀请中国高僧东渡，把振兴日本禅宗的希望寄托在了高僧们身上。隐元当时系临济宗第三十一代传人，振兴日本禅宗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日本方面，视隐元之东渡为“祖师西来”，期望他能振兴处于沉滞状态下的日本佛教。历史上，日本僧人到中国留学、参拜朝师，曾为日本佛教带来清新之风；而这时企图去中国留学的僧人，又因锁国而不能实现，因此他们把从中国来的大禅师看作是“祖师西来。”

第二，顺治八年（1651）弟子也懒应长崎崇福寺邀请东渡，不幸溺死，使隐元非常悲痛，题偈哀悼。所以隐元称自己此次东渡乃子债父还。

日本万福寺黄檗文化研究所次长大干郎先生对隐元的东渡曾这样论述的：“兴福寺的逸然性融，是长崎唐三寺众僧中的长老。在他的主持下，三次恳请也懒的本师隐元。隐元为完爱徒愿，毅然应请，所以他在后来给本师费隐通容的信中说：‘日本之请，原为懒首座弗果其愿，故再聘于某，似乎子债父还也’。”

第三，郑成功的拨船护送仅仅是出于礼节。

隐元生活的时代，属中国历史上两大封建王朝政权交接的动乱不安的时代。明朝灭亡后，旧部郑成功率兵据守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为了防止清军的南下渗透，郑成功实行禁海策略，对沿海一带的船只实行军事管制和封锁，未经批准，任何船只不得出海。

隐元想从中左岛（厦门）东渡出海，当然必须得到郑成功的批准。隐元抵达日本后，郑成功于七、八月间给隐元写了这样一封信：

“得佛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闻三昧。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乡，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相实，弘道诚莫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唯大师慧炤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至次早闻知，甚然春念，愈以失礼为歉。端帖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

这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郑成功对隐元大师的依依眷念之情。他不仅流露出“不欲大师飞锡他乡”之情，而且还担心“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恐其中有诈，希望“当驻驾数时”、“不必淹留岁月”，以慰“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之心。

这封信，怎么看也看不出其中的政治和军事动机，以及“亲善”和“专列”的痕迹。郑成功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之“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一切都是出于礼节，毫无其他瓜葛。派船护送，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第四，清廷禁海和日本黄檗寺落成，是隐元客留他乡的原因。

明朝未年，清兵入关后，采取一系列民族高压极端手段，在镇压明朝余部的同时，对平民百姓进行血腥的屠城和滥杀无辜，激起广大汉民包括僧人在内的武装反抗，是理所当然的。在清兵武力征服进程中，僧人并不能够仗持佛力，躲过众生劫难。以顺治二年（1645）崑山城破为例，僧人死难后留下名字者十四人，其中无私、法雨等四僧注明自杀。生死关头，为什么僧人就不能反抗和呐喊呢？为什么僧人就不能有自己的爱国情操和爱憎分明的感情呢？

关键在于，陈智超等拿不出史实和证据证明隐元东渡的“政治使命”，也拿不出“亲善使节”活动记载。一切仅凭想像和推测，其结论当然不能令人心服口服的。

那么，隐元为何至死留在日本呢？万治二年（1659）六月，德川幕府旨令隐元留住日本，开创禅寺。同年十一月，幕府颁布禁止在新地建立寺院法令。然而对隐元则是例外。德川报请天皇，在京都宇治赐地十万坪给隐元建寺。

宽文元年（1661）五月，宇治新寺落成，其建筑、寺规、禅风都依照中土黄檗山万福寺旧制，并且“仍以黄檗山万福寺名之，志不忘旧也。”八月二十九日，隐元进山，为第一代主持。此后，隐元在此弘扬黄檗宗教义，并使日本开始有黄檗宗。隐元最终没有回到祖国。

对于隐元为何没有回国，大干郎是这样说的：“虽然隐元为履行三年归国之约而多次表达回国之愿，终因龙溪谒及家纲将军而使建寺开山之事落实，从而中止了隐元的回国。”

对于隐元的《中左江头别诸子》句：“暂离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净是归期”中的“碧天云净”，说是“指政治气候，万里无云，一片光明，隐喻明朝复兴”，是没有根据的臆断。在佛学上，“碧天云净”是指修行的人心灵纯净，万里无云万里天，心不生事，身心自在的最高境界。既不是指自然界的天气，也不是指政治气候，而是指心境状态。

由此可见，隐元留在日本与南明政权的灭亡和反清复明的无望无关。

隐元于1654年东渡，原定三年回山。到了1657年（清顺治丁酉年）六月十六日，清廷敕谕申严海禁，“不许片帆入口”，也“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次年九月，清廷命迁沿海居民于内地，在福建实施。沿海居民各移内地三十里，迁出后焚其居、墟其地，民死过半，残酷至极。至此，隐元禅师回国无望。

隐元生活的中后期，社会极端动荡不安。清兵的滥杀无辜，给隐元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不安。做为一名爱国高僧，他目睹清兵的暴行，反清倾向是很自然的。但是，隐元毕竟是僧人，他东渡弘化完全是为了传播中国黄檗宗教文化，拯救濒于衰败的临济宗，使佛学在日本广泛传播和正名。从史实来看，隐元在日本根本没有介入政治斗争，也不是亲善使节。他的活动纯粹是为传播佛学经义、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