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管理宦官和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始置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初的司礼监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反而处处受限。司礼监的崛起，与明朝的“票拟”制度密不可分，最终诞生出了王振、刘瑾、冯宝、魏忠贤等权势滔天的大太监。

司礼监建立之初，权力被牢牢束缚在内廷

明朝建立之初，就开始设立内廷宦官机构，而随着宦官人数的不断扩充增加，这些管理机构也在经历不断的调整和增设。

司礼监最早见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司礼监，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可见，设立之初的司礼监只有两项职责，一是负责宫廷礼仪（包括命妇朝廷和上朝制度），二是负责纠察宦官人员的违反礼法事务。

而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对宦官机构作了第二次全面调整，司礼监的职权被更改为了“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等人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也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御前勘合，内使人等出门马牌，赏赐笔墨书画，催督光禄司供应筵宴等四项事务。

明朝的宦官管理机构，统称“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司设监，御用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而其中的司礼监，则是“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衙门，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的一个衙门。

不过，明初司礼监地位虽高，但其职权仍牢牢被限制在内廷。朱元璋曾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有文件章奏的往来。而为了防止其权力扩张，朱元璋甚至不允许太监宦官读书识字。

司礼监权力膨胀，源于明朝特殊的“票拟”制度

永乐、洪熙年间，皇帝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监管，虽然开始将宦官派到军事、政治等重要职位，使其权力得到了一定的扩张，但并未形成固定制度，且被重用的宦官并非全部来自于司礼监。

直到宣宗时期，明宣宗于宣德元年（1425年）设立内书堂，命令翰林官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识字。对宦官的培养，为宦官插手朝政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司礼监权力急剧膨胀的关键事件，则源于明宣宗时期开创的“票拟”制度。

虽然明朝自永乐年间便已经建立了内阁，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但当时的奏章仍然主要由皇帝一人批阅，批阅奏章可不是件简单的工作，不仅繁琐枯燥，且劳神费力，于是明宣宗开始令内阁杨士奇等人参与批阅，并将批阅建议写在纸上，与奏章一起呈送皇帝，最后由皇帝御批。

票拟制度无疑极大降低了皇帝的工作量，对于各种事项，皇帝不再需要查阅各种信息并进行详细思考，而只需要根据内阁提供的几点意见，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便可以了。这种票拟制度，虽然使得内阁有了更重的议政权，但这时的决策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明宣宗之后，由于继位的明英宗年仅八岁，而主政的太皇太后张氏又不能直接与内阁面议，于是便令内阁负责票拟，再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旨意进行批红，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司礼监太监开始曾为皇帝处理事务的最可靠助手。正统之后，皇帝除每日批阅数本奏章之外，其余大部分均交由司礼监进行处理，司礼监开始正式参与朝政，并为其的最终崛起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在正统之后，司礼监一方面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例如镇守太监的调派、提督京营、掌管东厂等大权全部归于司礼监。另一方面，掌握批红权限的司礼监，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内廷内阁。到明武宗时候，司礼监太监“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內相。

同时，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内阁一定程度上还要受制于司礼监，毕竟“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也就是说内阁虽然有制定意见的权力，但司礼监却掌握有一定的最终决策权。当然，明朝司礼监的权力虽大，但其权力毕竟依附于皇权，因而司礼监虽然能够压制外廷，可一旦失去皇权的支持，他们又极容易被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