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临终之际，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另以载垣、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总领朝政，以两宫太后（慈禧、慈安）持印监理朝政。但不久，顾命八大臣便与两宫太后因争权而矛盾加深，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祺祥政变”，顾命八大臣全面败北，其中三人被杀，一人流放，四人免职，而身为顾明八大臣之一的景寿却在数月后便再度进入朝堂，这又是为何呢？

△“祺祥政变”顾命八大臣完败

“祺祥政变”爆发后，对顾命八大臣的处理原则

虽然同为顾命大臣，但处理结果却各不相同，其中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端华被赐自尽，爱新觉罗·肃顺被处斩，托和络·穆荫被流放，富察·景寿、匡源、杜翰和焦祐则仅仅被免职，而从不同的处理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慈禧他们关于八人的处理原则。

1、威胁最大者，皆被处死。在顾命八大臣之中，被处死的载垣、端华、肃顺不仅仅是顾命大臣，他们还是皇亲贵胄，其中载垣和端华分别是怡亲王、郑亲王，乃是大清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也是咸丰最为信任的两位亲王，而肃顺则是郑亲王端华的弟弟，官居协办大学士。这三人乃是一党，也是“顾命八大臣”的领袖，更是八大臣中权势最重、影响最大、党羽最多之人，自然也是对慈禧、慈安等人威胁最大之人。正所谓“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因此这三人事后均被处死，不同的是更为尊贵的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而肃顺则被处斩。

2、打击面偏小，稳定局势。之所以没有将八人全部处死，其实也是出于迅速稳定局势的考虑，尤其是对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的处理，除穆荫因“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最前，情节尤重”的原因被判流放之外，其余三人则只是被免职。这四人在担任顾命大臣之前，乃是五位军机大臣之四，在朝臣中影响甚大，为了降低朝政动荡程度，因此处理较轻。此外，朝臣之中，也仅有吏部尚书陈孚恩、吏部右侍郎黄宗汉等与肃顺等人关系密切的官员、太监共19人，分别被革职、发配，并未持续扩大打击面。简单迅速的了结此事，也是为了防止朝政持续动荡。

3、尽力收拢人心，稳定朝政。虽然是血腥的权力争夺，但在处理顾命大臣之时，慈禧等人仍然做足了功夫，例如谕旨中说载垣、端华二人跋扈不臣，罪大恶极，本应凌迟处死，但朝廷还是“加恩赐令自尽”，而肃顺则“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极应该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但毕竟还是皇室宗亲，故而“著加恩改为斩立决”。慈禧等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即使这些人罪大恶极，但朝廷鉴于他们曾经的功劳，朝廷已经是法外施恩了。此外，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还将从肃顺府中查抄出来的往来账目和书信，全部送到军机处当众焚毁，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人心惶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收拢人心。

从这种处理原则来看，慈禧等人意图尽快结束这场动乱，使朝政迅速回到正轨。正是在这种原则之下，景寿得以逃过一劫，而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再被启用，则与他的身份和政治立场有关。

同为顾命大臣，景寿被启用与其身份和立场有关

顾命八大臣之中，虽然只有三人被杀，一人被流放，四人被革职，但除了景寿之外，其余得以活命的四人却再也没有机会进入朝堂，为何景寿却能在政变仅仅数月后便再度被启用呢？

△景寿的情况较为特殊

首先，景寿的身份和成为顾命大臣的原因均较为特殊。顾命八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乃是皇亲，穆荫、匡源、杜翰、焦祐四人则为原军机大臣，他们七人乃是一党，而只有景寿的身份比较特殊。景寿是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的驸马，也就是咸丰帝的姐夫，作为外戚，景寿在热河行宫的主要职责便是陪大阿哥载淳读书，以他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原本是不够资格当顾命大臣的。

然而，清朝祖制规定，顾命大臣必须有“亲”、有“贤”，载垣、端华、肃顺虽为皇亲，但毕竟是皇族远支，因此顾命大臣中还必须有咸丰的亲族在列，原本恭亲王奕訢不论是身份、资历、人望方面都完全够资格，奈何咸丰对其忌讳极深，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是政治对手，因而被排除在外，就连与恭亲王奕訢一党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文祥，同样被排除在外。如此一来，身为咸丰亲族，又恰好在热河，且并无政治威胁的景寿便被抬了出来。可以说，景寿被列入顾命八大臣，一开始就是被裹挟进去的，他并非载垣、端华、肃顺一党。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景寿在于慈禧等人的权力斗争中，表现的也没有那么积极，慈禧等人自然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并未对其进行严惩。也正因为这种身份，他极有可能也受到了肃顺等人的排挤，因而导致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站队慈禧，成为了慈禧等人的“耳朵”、“眼睛”。

因此，当“顾命八大臣”被扳倒之后，在朝局重新稳定下来之后，景寿便又重新出现在了朝堂上，甚至一路青云直上，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任蒙古都统，三月授御前大臣。同治三年（1863年）七月赐紫缰，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