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可以说是明朝开国后面临的一次毁灭性灾难，几乎已经嗅到了亡国的气味。按理来说，土木堡事变发生时（1449年）距离明朝开国不过81年（1368年），距离朱棣五征蒙古更是只有25年（1424年），明军的战斗力虽有下降，却也不至于不堪一用。“土木堡之变”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应了那句“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明英宗朱祁镇于“土木堡之变”被俘

朱棣五征蒙古却导致瓦剌崛起，明英宗在王振蛊惑下御驾亲征

明成祖永乐年间，退往蒙古草原的北元分裂为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落，双方互相攻伐不止，其中奉黄金家族后裔的鞑靼实力最为强劲。明廷利用双方的矛盾，先封瓦剌首领马哈木等三人为王，继而封鞑靼太师阿鲁台为王，使其相互抗衡。

△明成祖朱棣影视形象

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年），鞑靼可汗本是压力杀死使臣郭骥，朱棣一怒之下令丘福率军十万讨伐鞑靼，却遭遇全军覆没。于是，为了彻底解决北部边患，此后分别于永乐八年（1410年）、永乐十二年（1414年）、永乐二十年（1422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先后五次亲征蒙古，其中除第二次的目标是瓦剌之外，其余四次均以鞑靼为主。

面对明廷的攻伐，原本强势的鞑靼迅速衰弱，但明朝由于长期征战，国力也损耗极大，因此在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明朝开始实行战略收缩。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瓦剌部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趁鞑靼衰落之际，攻杀鞑靼太师阿鲁台，之后又杀死贤义、安乐两王，竟然就此崛起。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张太后辅政。太监王振因善于察言观色，极得英宗宠信，尤其在张太后去世后，王振依仗皇帝宠信，权势滔天。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师也先（脱欢之子）遣使2000余人向明廷进贡战马，却诈称3000人，意图多要赏赐，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只按实际人数赏赐，再加上战马质量较差，因此砍去马价五分之四。此举令也先大为恼怒，并于同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犯边。

面对也先大军的进攻，边关一面向朝廷请求援军，一面积极抵御，但由于敌军势大，明朝初战不利。尤其是大同一路，面对也先率领的主力，明军损失惨重，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也先影视形象

大同前线的战报传至北京后，王振开始蛊惑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朱祁镇内心也想效仿先祖朱棣一样取得大胜，从而名留青史，逐不听朝廷劝告，执意率军出征。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王振五个致命错误导致明军全军覆没

正统十四年（1449年）7月16日，明英宗任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然后抽调包括京营在内的50万大军（实际20万左右）开始御驾亲征，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100余名文武官员随从出征。

此次出征，成国公朱勇虽为大将却无实权，而其他文武大臣同样无法参与军政，一切军政事务均由王振专断，这也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祸根。

第一个错误：固执北进。同年8月1日，明朝大军到达大同。也先见明军势大，逐收拢军队后撤，意图将明军诱入草原，从而发挥自己的骑兵优势。在得知也先已经后退后，大部分文臣武将均劝明英宗返回，毕竟边关之围已经算是解了，而王振却不同意，他认为也先后退乃是畏惧朝廷大军，因而坚持北进。

第二个错误：慌忙撤退。明军在王振的坚持下继续进军，先后不退很快与也先大军遭遇，以步兵为主、久疏战阵的明军如何是也先精锐骑兵的对手，随即遭遇大败。王振在得知前线战败后，在军队足有也先10倍之多的情况下（也先大约2.5万），竟然下令军队撤退。其实，只要明军能够迅速稳住阵脚，也先虽然小胜，但在兵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也不敢轻举妄动，王振的慌忙撤军，反而给了也先追击的信心。

第三个错误：屡变路线。面对十倍之敌和三万殿后的骑兵，也先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但又不愿放过这块肥肉，于是便远远地缀在明军之后。然而，王振似乎并未发现这个危险，反而在逐渐远离前线之后突发奇想，想要率领大军经过老家蔚州“驾幸其第”，也来个“衣锦还乡”。于是，朝廷大军便没有按照原路返回（过宣府从居庸关入关），而是择向南过蔚州从紫荆关入关。然而，向南走了一段之后，王振又担心大军路过会损坏他家中的田园庄稼，于是又率领大军北返按照原路返回，就因为这段绕行，导致士兵疲惫不堪。

第四个错误：险地停留。待大军到达宣府之后，瓦剌大军便追了上来，与明军殿后的3万骑兵交战，结果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原本撤退有序的明军，在遭遇大败的情况下开始狼狈向居庸关撤退。8月13日，大军逃至土木堡，而全为骑兵的瓦剌军便紧紧跟随在明军背后，同样来到了土木堡外围。当时，兵部尚书邝埜表示也先骑兵行军速度极快，土木堡虽然地势较高，但无泉缺水，不利于大军驻扎，建议大军加紧行军，尽快返回居庸关，进入关内后再做修整。但王振见明军一路疾行早已疲惫不堪，而自己也累得快散架了，加之土木堡距离居庸关并不远，是予以了拒绝，令大军在土木堡修整。

第五个错误：自乱阵脚。明军虽然身处险地，但却占据了地利，也先于是便派军占据了土木堡之南十五里的河流，断绝了明军水源。饥渴难耐的明军挖井两丈仍无用水，派兵前去取水却被瓦剌军所阻，大军只好忍饥挨饿稍作休整。次日，瓦剌军队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明英宗未做怀疑，遣曹鼐起草诏书，与瓦剌议和。而王振不待敌军走远，便下令大军移营取水，大军移动之时，饥渴难耐的士兵随即一哄而起奔向河边，大军随即乱作一团。眼看明军自己乱了阵脚，也先立即命令大军发动进攻，明军仓促迎战之下立即陷入溃败。

此一战役，明军二十余万大军死伤过半，明英宗被俘，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用铁锤砸死，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损失马匹二十万匹，衣甲器械辎重损失无数。

随同出征的文臣武将中，光是土木堡之变就死亡五十二人：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护卫将军樊忠、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

此后，明廷虽然应对得当，并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土木堡之变对于明廷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估量，不仅军队死伤无数，武将、功勋集团更是产生严重断层，对明朝中期的朝廷政局更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