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唐朝和明朝可以说是宦官干政最为严重的朝代，其中尤以唐朝最为严重，唐末时期的宦官甚至可以随意废立、杀害皇帝。唐朝宦官的崛起，主要源于他们掌握了军权，在藩镇割据的特殊形式之下，他们不仅摆脱了皇权制约，权力甚至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皇帝实际已经沦为了他们掌中的傀儡。

从受宠干政到掌握军权，唐朝宦官早已摆脱皇权制约

唐朝宦官崛起源于安史之乱，不过此时的宦官还受到一定程度的皇权制约，直到“奉天之难”后宦官掌握军权，几乎已经彻底摆脱了皇权的制约。

安史之乱时，太子李亨在马嵬驿兵变后北上灵武称帝，鱼朝恩等太监因为一直随侍李亨身边，因而深受其宠信。安史之乱期间，鱼朝恩凭借唐肃宗的宠信，开始频频插手军政，并多次担任监军随军出征，甚至被加封为郑国公。鱼朝恩被杀之后，唐肃宗又开始重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操纵军政大权，使得宦官势力日益高涨。

直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镇士兵发生兵变，并随即攻陷长安，唐德宗被迫仓皇出逃奉天，却被叛军包围长达一个多月。在这次兵变中，因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而各地将领和官员则反复无常，导致事后李适开始为人宦官担任禁军统率，并由此成为定制，宦官由此开始掌握军权。

安史之乱后的宦官虽然已经开始崛起，但当时的他们不仅有大臣分权，而且权力主要源自于皇帝的宠信，这使得他们必须牢牢依附于皇权。而掌握军权之后的宦官们，实际上已经开始摆脱皇权的束缚，成为了较为独立的一支势力。

藩镇割据局面的加剧，掌握军权的宦官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

唐朝藩镇的出现，本是唐朝边地战略防御的需要，然而为了保证边地军队的作战，唐玄宗李隆基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使得各地节度使通过军屯制度开始逐步掌握财政大权，又通过兼领采访史、处置史逐步掌握行政权，从而使得边镇开始逐步坐大。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由于中央朝廷权力的丧失，以及部分将领的离心离德和叛军将领的投降，导致朝廷再度册封了一批节度使，例如典型的“河北三镇”。此外，由于担心边地藩镇做大内外不够均衡，朝廷又开始在中原腹地设立藩镇，意图形成内外牵制的均势。此举虽然一定程度上使得各藩镇之间形成了相互牵制的局面，但却为最终的藩镇满天下的局面埋下了祸根。

随着藩镇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的力量则相对的越来越小，进而使得中央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对藩镇进行制约，反而形成了藩镇与中央相对立的局面。随着中央朝廷的持续衰弱，藩镇坐大的局面已经不可逆转。

中央朝廷实力本就孱弱，其他掌控兵权的大臣又野心勃勃，到后期禁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皇权的最终保障，但这股势力却偏偏掌握在了宦官手中。握有中央朝廷安危的宦官，岂能不权势滔天？

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唐朝宦官专权的方式实际上极为直接，他们不仅可以直接越过皇权插手朝政，甚至随意废立废杀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