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没有条件再实行府兵制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后来即使想要重新实行府兵制，也是有心无力了。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辅相成

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开始实行均田制。西魏权臣宇文泰，开始创建府兵制。当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的时候，便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隋朝、唐朝前期，正是继承了这两项制度，奠定了它们强盛的基础。

唐朝前期，朝廷配给农民土地，年老仍交还朝廷。在接受授田的同时，农民要承受一定的租额，这就是均田制。而府兵制，其实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农民闲时种田，并在农闲时节接受军事训练。而在战时，从这些农民中选择精装者参军，免除他原本该承担的赋役。

因为府兵者的租庸调全免，故农民乐于参军。且在唐初的时候，府兵位置较高，使得参军之人有荣誉感。但若想实行府兵制，则需要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还要有非常精确的”账籍制度“，这样田地的分配、府兵的征发才有依据。

唐朝的户口册称为”籍“，共造三份，一份存本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政府的租、调，都是以户籍为基础。唐朝壮丁的册子称为”账“，朝廷每年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根据”账“来征发劳力，这是”庸“的根据。

按照唐朝的制度，每年要造账一次，每三年要造籍一次，以保证户口、壮丁数目的精确性，征发起来才能有依据而不昏乱。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庞大的，每年婴儿的出生、老人的死去以及人口迁入迁出，时间一长，统计的工作便容易懈怠。

到了唐高宗晚年，账籍已经失实，农民的负担不均，课役繁重，许多农民开始丢弃土地逃亡。而且，此时的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贵族、官僚、地主等阶级，大量兼并原先分给农民的田地。而随着太平日久，府兵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许多府兵被当作奴隶使唤，有的农民甚至自残身体以躲避府兵征召。

这种情况，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开始酝酿，安史之乱后，情形更是严重。唐代宗时期，曾尝试”量产定赋“、”以亩定税“，但仍旧不能把紊乱的赋税纳入正轨。后续皇帝无法，只能改弦更张，均田制被废弃，府兵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托。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的失策

唐玄宗晚期，随着均田制的逐渐崩溃，府兵制已经开始失去依托，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为了保卫京师和边疆，朝廷不得已开始招募士兵，

征募丁壮，长充边兵。

而这些被招募的边兵，后来又逐渐沦为藩镇的”牙兵“，不受朝廷的管辖。本来，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还有机会修正这一错误。当时的名臣李泌，就曾给唐肃宗提出了正确的建议。

使（郭）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

李泌建议唐肃宗不要忙着收复长安、洛阳，而是消耗敌人，以逸待劳，最终犁庭扫穴，一举铲除河北割据势力。但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长安、洛阳），没有听从李泌的建议。最后，唐肃宗还和安史集团的残余势力达成妥协，仍命令他们镇守原来的区域。

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以迄于唐室之灭亡。

藩镇范围逐渐扩大，遍及全国各地，甚至长安附近都有。这些藩镇，初始的时候，还向朝廷上交所收税赋的三分之一，到了后来，直接全部截留。因此，中央朝廷府库耗竭，藩镇反而趁机做大。

假如当初唐肃宗能听取李泌建议，直接扫平安禄山、史思明的巢穴，把其地直接纳入朝廷管理，结果可能大大不同。

战乱之后，人口大量死亡或迁徙，朝廷正好趁机实行均田制，进而恢复原来的府兵制，但短视的唐肃宗直接丢掉了最后一次机会，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

安史之乱后，除了均田制、府兵制的崩溃，其他各项制度也形成连锁反应，直接颠覆了唐王朝强盛的基石。

各种制度崩溃形成连锁反应

唐肃宗取得皇位的过程中，宦官李辅国出了大力气，因此得被授予高官。自此，宦官逐渐掌握了唐王朝的权力中枢。等到唐德宗时期，禁卫军被宦官掌握之后，皇帝的生死更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命都被别人捏在手里，哪还有心思去改革其他弊端？这些宦官，假借禁军之权，作威作福。许多原本归顺朝廷的藩镇，只因为没有依附宦官，便受到宦官集团的迫害。这些藩镇或为了自保，或表面顺从，慢慢地发展为独立状态。朝廷连土地都控制不住，自然也就无法实行均田制、府兵制。

原先科举制度，自唐玄宗晚期，已经逐渐退化到靠诗赋来博取功名。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一旦为官，则往往风流自赏而不屑于政务。到了后期，更是形成朋党。两派互相攻伐、排除异己，更进一步加剧了朝政的败坏。朝臣无力，自然也无心谋划恢复原来的均田制、府兵制。

如此一来，盛唐立国的支柱已经开始腐蚀变质，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都已严重走形甚至崩溃，各种制度崩溃形成连锁反应。再加上宦官、藩镇、朋党的无情摧残，唐王朝已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哪里还有能力去恢复府兵制呢！

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皇帝的命都捏在别人手中。当再遇到农民起义的风暴，便只能迎接倾覆的命运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唐肃宗，没有抓住机遇。后世的唐朝皇帝，再想恢复的时候，老天却再也不给他们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