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以清朝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那么，谁该为这场惨败负责呢？我认为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决策层面和军事层面。

决策层面

战争的胜负虽然最终体现在战场上，但战争的责任却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战场之上，对于甲午战争来说，决策层面的责任同样极为严重。

1、朝廷决策严重失误。虽说清廷在建设北洋水师时投入不菲，然而这种支持不仅时断时续，而且自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后，户部尚书翁同龢竟然因为私人恩怨而阻碍水师建设，并对淮系文武大员开始重点打击，御史李念兹甚至说出了“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这样的话，此举直接导致北洋水师的经费被大幅度削减，这令北洋水师的后续发展可谓举步维艰。要知道，在那个海军发展日新月异的年代，北洋水师虽然一度位居世界前列，但在投入中断之后，便已经开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随后，水师船只的燃煤、锅炉、炮弹等各方面问题开始层出不穷，不仅正常维修训练无法保证，甚至连保养都难以为继。而日本方面，在甲午战争前夕却采取“以国赌运”的方式，购买了大量新式战舰，中日海军力量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逆转。

2、慈禧统治责任重大。作为彼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这口锅无论如何也是甩不掉的。就在日本图谋发动战争之时，恰逢慈禧六十寿辰，她竟然不顾当时的紧张局势，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不仅为此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而且希望“朝鲜事求速结”，主张对日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此外，面对主战派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请求，她更是怒不可歇的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慈禧太后的这种政治主张，直接导致清廷对日全面处于被动，造成战场接连失利，一败再败，不可收拾，最终全盘皆输。

3、水师质量严重下降。朝廷决策失误的直接影响就是，北洋水师在质量上早已落后于日本，首先火炮射速上就吃了大亏，日军装备的反后坐150毫米速射炮每分钟可发射5到6发，而北洋水师装备的同口径之刚性炮架的后装炮每分钟才1发。其次在舰船的航速上同样吃亏，北洋水师根本没有与日本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队形转向不利便是受此影响。最后北洋水师弹药储备也严重不足，还有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所用炮弹“不合式”的情况。此外，由于军舰买买停停，导致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艇新旧不一，舰艇质量参差不齐，直接导致海战爆发之后，由于舰船航速不一，不仅无法维持有效阵型迎敌，定远舰竟然因为年久失修的原因，导致舰桥被震塌、指挥旗落地，直接导致丁汝昌受伤，进而导致整个舰队失去指挥。

虽说决策层面的问题是客观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客观原因却直接导致了军队在战场上的劣势。

军事层面

如果说决策层面的客观原因导致了军队的劣势，那么军事层面的错误，便是直接导致战败的直接因素了。

1、李鸿章责任无法推卸。虽然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有自身实力不足的客观因素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对战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同样是造成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方蓄谋已久的情况下，仍然给陆军下令“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下令“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更是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而在战争爆发之后，他又认为英国不会允许日本强占台湾，俄国不会允许日本强占朝鲜，俄国陈兵海参崴，寄希望于英、俄等国的调停，结果导致全面陷入被动。

2、官兵素质极度低下。清朝末期，军队从上到下已经极度腐朽不堪，官兵素质严重低下，纵观整个甲午战争，战事未开，避战自保，消极防御，被动挨打，先输一步。甲午战争中海陆几十次战役，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些可以说都是军队综合素质低下的直接结果。虽然偶尔有悍不畏死、勇猛作战的将领和官兵，但在总体局势如此的情况下，仅凭一个将领，一支军队，根本无法扭转大局。

3、部分将领贪生怕死。清末时期，不仅官兵的素质低下，而且有大量官兵缺乏爱国主义、民族观念和英雄主义观念，没有视死如归、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而这直接导致战场上个别将领出现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情况。例如甲午海战交战伊始，方伯谦指挥的“济远号”不仅迟迟未能就位，而且在致远号与敌人殊死搏斗之际，更是直接脱离战场、逃之夭夭，进而导致广甲号随之逃走，此举直接导致北洋舰队左翼完全丧失战斗力，间接导致右翼的经远号陷入日舰围攻之中，最终被击毁沉没。从平壤到东北到大连到旅顺到威海卫，一连串的战斗中可列长长一串不战而逃的将领、士兵，一支如此军纪腐败、贪生怕死的队伍，如何打胜仗呢？

除了以上几点主要原因之外，才是将领的临战指挥失误问题，但这却是清末军队腐朽的共性问题，已经不能归咎到具体的将领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