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汉武帝对君主集权的一次探索，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历史总的趋势，便是相权不断得到削弱，君权不断得到加强，从汉武帝这里已经开始。

西汉初期的政治架构

汉承秦制，中央朝廷采用的是三公九卿的制度。三公是指丞相、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丞相副手），而九卿也隶属于丞相。

从这个制度的设定我们便可以看出，丞相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对军权形成了有效制衡。因为太尉主管全国军事，而军权则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太尉常常不设置，往往太尉的功能便归于丞相。如此一来，丞相的权力就更大了。

比如吕后想封吕氏子弟为王，便受到当时的右丞相王陵抵制。后来，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同意吕后分封，才使得吕后的想法成为现实。而汉景帝时期，景帝和窦太后想封皇后的哥哥为侯，却因丞相周亚夫的反对而作罢。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现象依旧严重。汉武帝的舅舅田蚡，把持了高官的推荐权，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不满。

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

皇帝任命官员都受到丞相的严重制约，这对于强势的汉武帝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但此时，不仅连外朝都隶属于丞相，就连皇宫之内的官员，亦是如此。在汉武帝时期，皇室的一切事，归属于御史中丞管理。而御史中丞隶属于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又是丞相的副手。

如此一来，皇帝有事则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上报给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去找丞相处理。而丞相有事情，也是按照这个步骤再按原路转回皇帝处。

丞相不仅管理百官，还管理皇宫中的一切，喜欢独断专行的汉武帝势必要打破这种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中朝”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通俗讲的“内朝”，以区别于丞相统领文武百官的“外朝”。

汉武帝设立内朝的用意

为了摆脱丞相对自己的制衡，汉武帝选取一些侍从或者心腹，加上侍中、常侍、散骑、将军等名号，跟随在他身边，随时备咨询，参与谋议。

汉武帝时期，随着边疆地区战争的增多，奏章的数量也极具增加。为了处理这些文书的工作，汉武帝又启用了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专门负责保管、传递这些奏章。

如此，这些随时跟随在皇帝身边的侍从或者心腹，便可以直接秉承皇帝的意志，共议国家大事。“中朝”的形成，无形之中便削弱了丞相的权力，使得皇帝集权得以加强。皇帝的许多决定，便可以绕过丞相而自己决定。

汉武帝时期的丞相是一个高危职业，许多丞相被迫自杀。而汉武帝启用白衣公孙弘为相，毫无根基的公孙弘只能对汉武帝俯首帖耳，进一步瓦解了相权对君权的制衡。

内外朝制度的影响

汉武帝设置“中朝”，顺带着便削弱了丞相、御史大夫的权力。而战事的频发，又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将才。因此，汉武帝又提拔自己心腹为大将军，其地位在丞相之上。

（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西汉以右为尊）

将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丞相的地位则逐渐下滑。但大将军毕竟和原来的政治体制不合，汉武帝于是改太尉为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比如卫青曾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曾是大司马骠骑将军。

而这些大司马，只有在被皇帝赋予“领尚书事”时，才能握有实权，否则就只是皇帝对心腹的一种荣誉称呼，并无多大权力。而且，大司马也是根据皇帝的意志，时设时不设，并不是固定的官职。

太尉改为大司马后，军政大权名义上归大司马掌握，不再由丞相兼掌。而大司马又时常不设置，掌握实权的是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等。这些人都是皇帝的心腹，手皇帝的直接控制，执行皇帝的意志。

通过“中朝”的设置，既削弱了相权，也削弱了军权，使得政权和军权都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但这样的设置，也有弊端，使得外戚和宦官接触了权力核心，进而为他们专权创造了条件。

霍光、王莽都曾担任大司马一职，霍光专权，王莽更是取汉而自立。等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为了避免这种局面，限制三公权力，而把实权归于尚书台。尚书台在东汉更加庞大，权力也更加膨胀。但相应的，东汉的外戚专权、宦官专权比西汉也更加严重。当然，这和东汉中后期的皇帝普遍年幼也有关，但“中朝”制度上的突破却是主因。

综上所述，汉武帝的这一举措，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大重要措施，是皇权和相权矛盾的一次协调。使得西汉中后期的皇帝，只要是中主以上，便能轻松驾驭朝政，而摆脱丞相的钳制。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为后世各王朝加强君主集权，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