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商鞅，对于秦国来说，已经成为“药渣”。秦孝公死后，被严重侵犯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重新抬头。而赢驷无论出于私愤还是“公义”，都有绝对的理由对商鞅动手。原本商鞅有机会安然度过一生，只是他没把握住罢了。

成了“药渣”的商鞅

秦孝公思慕秦穆公霸业，心痛秦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因此渴求能变法强国的贤臣。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而身负“强国之术”的商鞅，最终获得孝公认可。在孝公的鼎力支持下，商鞅排除层层阻挠，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变法。

公元前356年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变法，先后推行了什伍连坐制、军功爵制。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第一阶段的变法取得极大成效。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通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而到了公元前350年，在第一阶段变法的基础上，商鞅变法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变法更加深彻，涉及到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治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经过了第二阶段变法的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开始有了“东向以制诸侯”的雄心。商鞅变法已经长达二十一年，各项改革措施已经在秦国土壤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说句不客气的话，此时的商鞅，已经是秦国“富国强兵”之后的“药渣”，对于秦国的意义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只要新任国君继续坚持下去，有没有商鞅都无所谓了。可以说秦国“卸磨杀驴”，但更多的却是商鞅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宗室贵族势力重新抬头

商鞅变法是自上而下的封建改革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推翻旧有的奴隶制度。变法期间，杀祝釭、刑公子虔、黥公孙贾，对守旧势力一直采取削弱抑制政策。

商鞅的这种做法，极大地得罪了宗室贵族。而且变法的内容，更是深彻地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自然会引起奴隶主残余贵族势力的疯狂反击。

在秦孝公期间，由于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奴隶主贵族势力暂时偃旗息鼓，不敢再公开反对、破坏新政。

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无论秦孝公是否是在作秀，他的这种想要传位给商鞅的行为，都是对商鞅莫大的支持。而秦孝公一死，新即位的赢驷势力还未巩固，闭门八年不出的公子虔却立即跳出来报复。公子虔纠结一帮残存的奴隶制贵族势力，诬告商鞅谋反。

旧贵族势力重新抬头，他们以孝公之死为契机，想要彻底消灭商鞅，进而废除新法。而秦惠文王，出于私愤和“公义”，成为了杀害商鞅的帮凶。因为此刻的商鞅，已经严重威胁了赢驷的地位。

商鞅严重威胁到赢驷地位

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商鞅手握兵权，实际上军政集于一身，他的个人声望和地位也一天天在上升。

而且秦孝公为了实现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分封商於之地十五邑给商鞅。商鞅因此号称商君，个人权势炙手可热。他每次出门的时候，后面都跟随着大量的士兵。

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称寡人。

而秦孝公临死之时要传位给商鞅，这不能不引起赢驷的忌惮。因为此时的商鞅，其声望已远远超过了新君秦惠文王（赢驷）。因此，当公子虔进谗言的时候，秦惠文王便听进去了。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王，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所以，不论出于私愤（商鞅当年想要惩罚赢驷，但因为赢驷是储君，最终以太子的老师代替受刑），还是出于“公义”（商鞅声望太高，盖过了秦惠文王；权力太大，不为秦惠文王所容），秦惠文王都会对商鞅动手。

最终，商鞅被逮捕之后受车裂之刑，其家人也全部被杀害。曾经有人提醒商鞅危险的处境，让他早日离开权力的漩涡。只有急流勇退，才能避免杀身之祸。只是商鞅没有听心里去，最终在52岁时被杀害。

综上所述，秦国经过长时间变法，各项改革措施已经十分稳固。此时的商鞅和变法之间，已经不是密不可分。商鞅对于秦国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成为“鸡肋”般的存在。所以，秦惠文王才会因为权力之争，和疯狂反扑的旧贵族势力同流合污，杀害了商鞅。

但秦惠文王和商鞅之间，更多的是权力之争，所以才会杀掉商鞅之后，仍忠实地奉行商鞅在秦国的各项变法措施。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仍居享受着商鞅变法的胜利成果。也正是因为秦孝文王这种清醒的认识，才使得秦国国力继续增强，最终一统天下。

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

参考资料：《史记》、《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