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既有儒家理论的优越性，也有汉武帝统治的需要。当两者恰逢其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理所当然了。

儒家理论的优越性

汉武帝此时采纳的儒术，已经是董仲舒改良过的儒术。在这一番改良下，天被塑造成有人格的神，是最高主宰。

皇帝是“天”的代表，代表天来治理人民。但同时，皇帝也受天的约束。如果皇帝荒淫无道，那么上天便会降下种种灾祸作为警示，是为天人感应。

这种思想，其实是儒家融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这种学说的好处是给皇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君权神授”，自然是受到了汉武帝的欢迎。新儒家学说理论上的优越性，符合汉武帝统治的需要。想奋发有为的汉武帝，一直在苦苦等待这样一种学说。

汉武帝统治的需要

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国力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巅峰。但同时，各种内忧外患也开始展现。此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已经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

而且，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想要建立一份远超父祖的功业。那么“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自然被汉武帝瞧不上，而要求“奋发有为”的儒家，是汉武帝相当不错的选择。而当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后，自然受到汉武帝的倾心接纳。

汉武帝为了建立丰功伟业，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大量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而在思想文化上，汉武帝也有相同的需求。“独尊儒术”，可以把全国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来。汉武帝的这个举措，深刻地影响了后续的两千多年。

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是汉武帝加强文化一统或者思想一统的举措，是和汉武帝加强政治集权、军队集权以及经济集权相配合的措施。当汉武帝在各个方面都加强了中央集权，才有底气去解决外患匈奴。

而儒家之所以被幸运地选中，便在于儒家那套理论的优越性，可以有效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两个因素凑到了一起，才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