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

徽州北靠黄山，东南有天目山和白际山。盆地仅100余平方公里。山高水险，天蹙地促，造成“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局面。徽州耕作面积居安徽省最低，在10％以下。加之土壤以贫瘠的红壤和黄壤为主，土地较薄瘠，且易受自然灾害的冲击，耕种条件极差。《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云：

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池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值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者，即废为沙碛，不复成田。

顺治《歙县志》卷1《舆地·风俗》亦曰：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騂刚而不化。高山湍悍少潴渚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

纵使徽州多山少田，耕种条件差，但明清之前的徽州是一块难得的世外桃源。明弘治五年（1492年）的徽州有户数96,189户，口数557,373人，人均耕地4.54亩，当时在全国处于平均水平。前文已提及徽州这种“万山回环，郡称四塞”的自然环境，使徽州地区成为一个“无兵琢之虞”和“战争罕及”之地。每当“天下大乱”时，中原地区一些封建士大夫和仕官就将徽州视为“世外桃园”，视为理想的避难场所和理想徙居地。如明刻本《汉歙丹阳河南方氏统宗图谱》载：

徽州方氏始迁祖方纮，世望河南，为汉司马长史。西汉末年，“避莽纂乱，避居江口，遂家丹阳……歙之东乡。”

由于徽州本身战乱很少，使得土著民和移民人丁兴旺。至明万历六年(1578年)，徽州有户数118,943户，口数1452800人，人均耕地1.75亩。由此可见人口的激增加剧了徽州人多地少的情况和土地不便耕种的困境。“力耕所出，不足以供”，所以徽州地区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对徽州人节俭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宗族约束和教育熏陶

1.强大的宗族社会化职能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体》，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抷；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戴之谱系，丝豪不系，丝毫不紊。

稳固的宗族使其本身具有强大的强制力和约束力。约束宗族内部成员的宗规、家法、族训、家礼等——我们统称为宗规宗约——已经具备了法律的基本条件和效力。家训、家诫，是祖先对后人的训诲，主要讲应当怎样做人；宗规、祠禁，是宗祠允许族人进行哪些活动，不允许族人出现哪些行为。在祭祀时，族长以列祖列宗的名义高声宣读，族众都必须俯首恭听。宗族法中的主要内容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劝谕，包括尊敬祖宗，服从约束，朴实节俭等，这些实际上是把皇帝的劝民谕旨广而化之成为具体的规定。《圣谕广训》记载，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解仇忿以重身命。

许多家谱都将圣谕刊于扉页，有的家族还刻石立碑，以使族众熟记不忘。如黟县环山余氏宗族在祠堂设“劝惩薄四扇，令监视掌之。族内有孝子顺孙、义夫节父及有隐德异行者，列为一等；务本力穑，勤俭于家者，列为二等……即书之《善录》。”由勤俭持家被列为二等，仅次于道德节义，便可看出徽州人对于节俭品质的无比重视。

刘王瑞成在《中国传统的宗族统治》中认为：徽州宗族强大的社会化职能使“道德说教和人的悟性结合起来，把社会伦理同宗教信仰结为一体，在叙述伦理的真谛、风习和法规时，族规将这三者寓于其中，使之成为浑然一体的约束工具”。

2.无处不在的教育熏陶

前文曾提及迁居徽州的有许多世家大族。这些大族大多居官显赫，诸如丞相、尚书等；此外还有许多出身于其他名门望族，或者儒学世家之类。如韩氏，系“唐昌黎愈公之后，本居上党。”这些世家大族，大多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使徽州“俗好儒”。因为这种“遗俗醇厚”，所以“新安自昔礼义之国”，形成了徽州地区“儒风独茂”、“理学第一”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徽州人群的尚俭教育主要受到了来自学校教育、官方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影响。

倡导节俭的家庭教育主要体现在徽州女性及其对后代的教养方面。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节俭。徽州女性的勤俭是有名的，徽州大族聚族而居，这些大家族管理有序，德治规范，勤俭是创造其和谐的基础之一。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载：徽州女性“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仓漏者，盖亦由内德矣。”徽州妇女对徽州大家族、小家庭的维护、运作具有重要作用，也对徽州节俭风气的传承有突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