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中，夏王朝是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实行世袭制的朝代。普遍意义上来讲，多认为是认为它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国家。

就是这样一个大约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的“国家”，由于流传下来与关它有关的史料十分匮乏，导致了许多人怀疑，中华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夏代的存在？

夏代究竟存在不存在?

或许，当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如果没有直接证据的话，似乎不能够完全定性。但笔者认为，夏是存在的，至少夏是由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国家，与我们普遍意义上认知的国家可能有所出入。

从《史记·夏本纪》夏代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世系，是比较准确的。既然，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能够证明商代世系，那么对于《史记·夏本纪》的相关世系也是可信的。

古史学家们，曾通过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址：

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

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

这两个地区，与传说中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大体能够证明这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

夏文化探索

那么既然，这两个地区存在着夏人的活动，那么对夏文化的探索，也就更进了一步。

对于夏文化的探索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10年后，1959年展开的。

4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们，对“夏墟”展开了调查。他们从豫西、晋南两个方向一步步的缩小范围，找到了两个主要的研究对象：

1——偃师二里头文化

2——豫西龙山文化

这两个文化的发现无疑对夏代文化遗存探究提供了大大帮助，虽然因为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最终是没有形成共识，但却是一个大的突破。

春秋铜器叔夷钟的发现

有关夏王朝记载的考究，自古以来就有，大宋王朝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春秋铜器叔夷钟便是其一。

青铜器叔夷钟上有铭文记载说明了一个问题：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

但问题又来了，虽然铭文记载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但是这个记载同样没有早于西周，也就是说在西周乃至两周前，春秋铜器叔夷钟似乎并未有更早的记载。也就说，青铜器叔夷钟的发现，只是把历史推到了两周以来，春秋时期。

遂公盨（xu）的面世

无独有偶，公元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了遂公盨。

这个现存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铭文的遂公盨，记载了大禹治水的相关事迹。从这段铭文来看，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记载，又提前了六七百年。也正是如此，遂公盨的发现，成为了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

但是，问题又来了。遂公盨只是记载了大禹，并没有提到夏。虽然有了文字记录，详实的记载了大禹事迹，但打大禹似乎还具有神格而非人王。那么，也就是说，遂公盨的铭文，并不能够成为夏代最早的文物例证。

那么，很显然，夏究竟是不是作为一个王国存在，在中华史书记载中是存在的。但诸如《史记》成书于西汉，春秋铜器只是提前到春秋时代；遂公盨（xu）也只是把“大禹治水”的记载提前了六七百年。

总得来说，关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都由于都成书较晚，不能够成为直接公认夏朝存在的依据。

但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夏至少是一个由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所组成的形态。而关于夏王朝的存在，仍旧需要寻找确凿的依据来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