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岁的杨绛从出生地北京回到故乡无锡时，充满自信和调皮，竟然对初次见面的三姐说：“叫声季康官嘛。”在教会学校读小学时，杨绛俨然是孩子王。她是被姆姆老师称为淘气的“小魔鬼”，她学会了两手抓着绳子双脚缠绕着一直爬到秋千架的顶端;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她觉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姆姆来哄她;她会当面顶撞老师姆姆，而奋不顾身地去救护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学;她也是功课好而两次跳级被宠爱地称为老师的“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的学习尖子;同学中闹两派，她不愿学人家讨好两派说“都帮”，宁愿得罪人说“都不帮”;老师让她送没封口的信，尽管她很想看，但还是克制住了好奇心。杨绛认为，学会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童年想着的是“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

　　对祖国——“我们是倔强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人们总是对钱钟书杨绛夫妇留学时沉溺于牛津总图书馆“饱蠹楼”津津乐道。在国外，甚至连他们两三岁的女儿都在埋头读书，用杨绛的话说：“圆圆坐在高凳上，也学我们读书。我们买了一大册丁尼生全集，专供圆圆学样。她拿了一支铅笔，面前摊开大书，像模像样地一面看，一面在书上乱画，不闹，很乖。”然而，他们并未忘记多难的祖国。

　　本来钱钟书的庚款奖学金还能再延长一年，但他们决定按期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