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沦陷的上海，一次杨绛乘公交车遇到日本兵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杨绛低着的头抬起来，杨绛忍无可忍，一字一顿地地大声呵斥：“岂有此理!”一下把日本兵镇住了。在那个杀人如草芥的岁月里，这需要多大勇气啊!当时，钱钟书杨绛宁愿忍受贫寒，拒绝为敌伪机构工作。钱钟书写于抗战、定稿在胜利后的古典文学论集《谈艺录》序言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1949年3-4月间，钱杨夫妇在任鸿隽家和胡适讨论去留问题，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但他们依然留下来了。“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所以杨绛说“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

　　对人民——“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

　　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识，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入群众之中。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