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真正懂历史的人都能明显感觉出来两个人的不容易。不过一个是为了维护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另一个是建设一个刚刚崛起的帝国。李鸿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另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的设计师。中国的洋务运动时间尚早于明治维新，但两国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结局。抛开外来因素的干扰，中日两个国家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身上就可以看出两国发展的一些端倪。

一、国家统治层的不同，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在19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可以说同病相怜，作为亚洲国家，两个国家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在这方面中国的损失更为惨重，中国的首都甚至被英法联军攻占。中国洋务运动的时间甚至还早于明治维新，但是两个国家的统治者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统治者是那些满族贵族以及高高在上的皇帝，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这帮人根本不知道西方各国现在发展成为了什么样子。在遭到西方的侵略之后，清廷方面看到了西方军队的船坚炮利。他们错误的认为这就是西方强大的原因所在，在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开始了洋务运动。由于上马时间十分匆忙，中国几乎是一边学一边发展的模式进行的。在这段时间里，清廷走了很多弯路，从前期和后期提出不同的口号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之初，就确立了标准的发展纲领。为了建设国家，日本派出了一大批改革人士出国考查。这帮人进行了为期10年的考查，总结了美英法德各国的发展经验。然后得以充分的利用，日本人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两国起步是的初衷就不同，所以出现完全相反的结局也就不奇怪。两国提出的建设目标也是完全不同的，清廷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保住自己的江山，再造大清盛世。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看出病根在什么地方，它只想保住自己的一切。而日本看出了自己的不足，它们发展的目标是要脱亚入欧，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用简单的比方来说，清廷想安安稳稳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日本希望做一个在世界有话语权的小资。

二、两国教育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实际改革者的巨大差异

在中国，洋务运动的实际领导者是那一群开明的官员。起初李鸿章只是其中之一，到了后期则成了实际领军人物。清廷的统治者几乎在打酱油，慈安、慈禧这两个女人在赞同洋务运动的同时，也做了很多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事情。李鸿章受的教育是那种传统的儒家教育，这一套在当时已经起不到丝毫作用。满口的之乎者也应付不了西方的入侵，李鸿章作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自然第一目的是为了维护朝廷家天下的统治。李鸿章受教育的局限性，他的思想也最多想到武器这一个层面。只有那种西方的进步思想和制度是他意识不到的，李鸿章想不到也不敢打破那种家天下的政治框架。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清廷能做的也只有在军队武器方面做文章，说白了，也就是吓唬人的花架子。

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日本方面没有畸形教育的限制，日本的领军人物都是一些务实派。当然日本也有自己的问题，日本的文化中也有疯狂的忠君思想，这一点与中国十分相似。但是日本人的忠君思想又与中国有所不同，日本愿意打破那种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进行改革。国会、参众两院、内阁等等西方制度框架下的产物在日本先后出现，同时，日本对国民的教育也是十分完善的。日本没有进行那种奴化国民形式的教育，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开始在日本传播。卢梭、亚当斯密、富兰克林等人的观点开始在日本出现，而在清朝，大家根本不知道这几个家伙是谁，估计李鸿章也不知道。

三、中日两国还有民族问题的差异，这是李鸿章最无奈的

日本全国只有一个所谓的大和民族，所以不存在什么民族矛盾问题。中国就不行了，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作为统治阶层的满族贵族们首先是要考虑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满族人的人数比汉族少得多，所以他们随时担心自己会丧失政权。自己的特权高于一切，这是当时统治阶层的态度。清朝内部也不乏那些开明人士，他们也明白西方制度的长处，但是在那个集权主义加民族主义的遏制下，什么政治主张都行不通。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清朝，直到清末立宪的时候，所谓的皇族内阁还在担心这个问题。李鸿章作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这方面的问题他不可能没有考虑过。但是出于各方面的限制，这个含辛茹苦的老人根本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