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王三水找到一家事业单位，他才算在北京真正落下了脚。过了十年左右平静的日子，也成了家，2003年却又撞上了罕见的SARS疫情。治好SARS后又查出股骨头坏死，在北医三院做完核磁共振，得知病情的那天晚上，王三水的两条腿捅来捅去，就是穿不上裤子和鞋子。第二天，他竟然在单位晕倒了。

　　后来，王三水在东直门医院住过两次院，医生建议他手术，他没有听，就出院了，却照旧疼得死去活来。他的双胯骨到了晚上就酸胀酸胀的，疼起来身体像是被锯成了两截，脑袋也感觉被一个塑料袋包裹着，蒙蒙的。

　　看着丈夫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当时的妻子徐丽丽就整夜整夜地哭，哭凶了，第二天别人以为她得了红眼病。她为男人试过各种自然疗法。她每天到大兴区去买萝卜缨子回来熬五行蔬菜汤，煮糙米茶、拔火罐、刮痧。

　　但王三水还是开始掉头发、脚后跟疼、牙齿松动，走路也有点瘸了。在患病之前，他几乎没怎么生过病，感冒都很少见，对西医的感受并不深。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信西医了，并坚持声称自己是西医的受害者。

　　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发生在王三水身边。SARS时，同病房的一个小伙儿，和他使用了同等剂量的激素，不同在于之后服用中药调理，他的股骨头就还好好的。“SARS病友中没有后遗症的人大多采用了中医调理。”王三水说。

　　这些年里，他看着当初比自己病情还轻一点的邻居老方，接受了国内第一例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但恶化的速度比自己快不说，前不久又去医院动了第八次手术，人都被折腾得没形了。

　　王三水渐渐对治愈不抱希望，只求它不疼，不再继续恶化。到2004年底，一直排遣不开，王三水彻底变得孤僻、冷漠了。在徐丽丽的印象里，那种冷，是万念俱灰式的沉默，如死人一般。不论她问丈夫什么，王三水都面无表情，当她不存在似的。

　　就这样，病魔裹挟着两人的生活，看不到希望。

　　反抗

　　那时徐丽丽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在家写电影剧本。王三水得病后她变得郁郁寡欢，让她忧心的是，父亲也病重了。

　　偶然的机会，徐丽丽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日本医生中尾良一的著作《尿疗治百病》。看完之后她几乎认定，尿疗是唯一可以救父亲和丈夫的办法了。

　　尿疗的基本方法是：晨尿必喝，随尿随喝，慢慢含漱，每天过千(超过1000毫升)。为了证实其有效性，早晨她自己先喝上了，没有中毒。第四天，她让患有丙肝的父亲也开始喝，一开始没有尿，她就盛自己的给父亲喝。没想到，父亲肿胀的肚子很快就瘪下去了。

　　从那时起，她便极力劝服王三水尿疗，父亲也跟着一起劝，可王三水就是摇头。她把买到关于尿疗的光盘和书，放在每一个他能看到的地方，但他根本不看。徐丽丽伸手递给他，他不屑地拿过来看两眼，就还给她。“他就是顽固不化得怎么也不肯。”徐丽丽说。

　　为了劝服他，徐丽丽甚至当着他的面饮尿，并且反复给他普及书中的观点：尿并非人体的排泄物，而是血液代谢后的剩余物质，是血液的分身;其中携带着体内信息，虽然它不会告诉我们患的是何种疾病，但却能对症治疗;而且不仅能作为药物起到治疗作用，还可以激活人体固有的自然自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