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61年的一天晚上，刚刚黄袍加身的北宋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正在和王审琦、高怀德、石守信等亲信大将欢宴，酒意正浓时，宋太祖赵匡胤叹息说：“如果不靠你们拥戴，我当不上皇帝，当上皇帝后，又不能安眠。”诸将忙问缘故，赵匡胤说：“事情很明显，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做？如果你们部下诸将拥戴你们，你们会拒绝吗？”诸将这时才发觉气氛已变得杀气腾腾，危机四伏，不由魂飞魄散，为避杀身之祸，忙向太祖问计，赵匡胤说：“你们不如辞去军职，多置良田美宅，快活一世，这样我们君臣无猜，不是很好吗？”诸将点头称是。次日诸将辞去兵权，赵匡胤厚加赏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皇帝形同虚设。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是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对他们来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宁有种乎？”确实不谬。只要拥有强大威力，军阀们就可以在辖区域内称孤道寡，黄袍加身，宋太祖就是因为掌握了强大威力而取代后周的，对此，赵匡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上台后，他就对军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变动，“杯酒释兵权”仅仅是一个开端。好多人认为，正是因为这杯酒“自废武功”，注定了宋朝的灭亡。但历史绝对没有这么简单。一个王朝的覆亡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赵匡胤非常用心地做了无数聪明的蠢事，为宋朝灭亡做好铺垫。

宋朝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设枢密使、知院事使为长官，以同知院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同签书院事为副长官，佐助天子执掌兵政。下设有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阅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等机构。枢密院主要执掌“军国机务、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令，以佐邦治”。凡是侍卫诸般人值，内外禁兵招募、军官的升迁赏罚，都由它掌管。但是没有指挥权，并且出任枢密院长官的都是文臣，如向敏忠、范冲淹曾任同知枢密使，王钦若、夏竦曾任枢密使，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不善军事，不会威胁皇权。当然也有以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如韩世忠、张俊曾任枢密使，岳飞也曾任枢密副使，不过都是在解除兵权之后才担任的。用文臣为枢密院长官，是宋王朝一贯坚持的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政策的体现。

同时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去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等高级军职，同时把禁军二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侍卫马军、侍卫步军三衙门，三者鼎足而立。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而且时常调换，他们负责训练军队。禁军对外作战，由皇帝另派统帅。同时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务须听命于枢密院。更绝的是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几年调动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调动，这样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帅”，“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从而将不得专兵。军队的布防是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的，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附近，其余分戍在全国各要地，边境只驻少量禁军，以免内轻外重，难以驾驭。宋太宗说得明白：“国家若无外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段话说明了其布防的用心所在，就是把农民造反视为心腹之患，禁军任务就是镇压农民造反。

（宋朝禁军）

宋太祖对国家养兵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认为：“荒年百姓造反，军队不会反；丰年军队造反，而百姓却不会反”。因此一遇荒年，他就大量募兵，强壮的作禁军，不合格的作厢兵，这样，起义的力量变为镇压起义的力量，这里含有狡猾的政治诈术，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兵员的日趋膨胀。如宋太祖末年，全国军队37万余人，到宋英宗时达116万余人，90年间，增加了两倍多。

禁军对外作战，由皇帝派遣统帅，并由皇帝制订作战计划，遥控军队作战。为钳制将帅的行动，常利用宦官充任监军，或直接以文臣领兵，如向敏忠曾指挥西北战事，范冲淹、韩琦也曾担任西北边防重任。这些文人，本不擅长军事，由他们统兵，无异于驱士卒入虎口，后果可想而知。如夏竦指挥西北边防战事时，就为西夏人所轻视。王钦若出镇大名，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滚尿流，只好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这样的将帅怎么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北宋对军事机构的改革，对解决藩镇割据，武人拥兵称雄是起到重大作用的，但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互不熟悉、指挥不灵，以致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券养了百万大军，却抵挡不住辽和西夏的进攻，屡屡丧师失地不得不在1004年，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又与西夏达成和议，每年向辽和西夏支付大批白银和丝茶，以换得边境的安宁。

有宋一代，正是这种军事机构严重阻碍了军事战斗力，使得军事战斗力非常低下，造成整个北宋绝少能臣良将，保证不了大宋江山的稳固，反而加速了北宋的亡国步伐。这对宋太祖赵匡胤的“良苦用心”，可谓是绝妙的讽刺！

谢谢您的阅读！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