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天津教案”，直接原因是因为瘟疫，教士开办的育婴堂有数十名孤儿患病致死，在“修女杀死小孩用作药材”的谣言下，当地的民众武力攻击教堂所致。但深层次的原因则复杂许多，和西方传教士贻害无穷的传教方式有关。

天津教案搞得清朝上下群情激昂，都说外国人挖小孩器官太可恨，要求对外国强硬点。但处理此事的曾国藩、李鸿章以及背后主政的奕訢都是务实的洋务派，他们刚刚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知道跟外国人玩硬的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坚持赔款道歉，以退让的方式结束此事。

从此往后几十年里，清廷大搞洋务运动，对外事务都是由奕訢、李鸿章这帮洋务派住持。清廷在对教案的处理上，也都延续退让的风格，尽量减少跟列强的冲突。以为韬光养晦、尽早强大自己才是正经事。

但这么一来，就让那些西方传教士看到可乘之机了。

外国人在华原本就有不公平的“治外法权”，现在清廷在教会和中国百姓的冲突上又屡屡退让，这就让教会在中国拥有了高于法律的特殊地位。传教士们就利用这个特权来吸引教民：

凡是成为教民的中国百姓，教会都给予司法保护。

当教民和普通村民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就去找清朝地方官施压，要求地方官偏袒教民。要是地方官不听，教会就去找本国的外交官，让外交官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一害怕，就去逼地方官让步，最后还是让教民得利。

所以当时就有一句话，叫“民怕官，官怕督抚，督抚怕总署，总署怕洋人”。

这一下子，加入教会的诱惑力大增。在官司中吃了亏的中国百姓都抢着要加入教会。

一位英国驻华领事举过一个例子，说在湖北某个地方，有两个村子因为一个池塘的所有权对薄公堂。一个村子在官司打输后，决定全村都加入天主教会，随后神父立即要求重审。官司打赢的村子见势不妙，决定全村立刻加入英国国教。

加入教会成了中国百姓打赢官司的法宝了。

这种情况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存在，一直到了戊戌变法中的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的大致过程，是山东有百姓杀了德国传教士，然后德军就以此为借口在山东登陆，然后非要强占胶州湾，硬赖着不走，最后清廷只能屈服。

这件事最恶劣的地方在于，德国太耍流氓了。

在胶州湾事件之前，列强发动战争多少要讲一点借口的（虽然细说起来也未必成立）。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借口是“林则徐烧毁的鸦片是英国女王的财产”，要求赔偿鸦片款。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履行《天津条约》的约定进京换约。甲午战争的借口是清方擅自往朝鲜派兵违反了之前的中日协定，等等等等。

最起码，这些时候在表面上要找个清廷违反国际法的借口。

但是强占胶州湾这事不同，这事完全就讲不出道理来：

传教士被杀，清廷这边已经答应赔钱、惩治犯人，这么做按照国际法来说已经足够了。德国要是不服你可以在当地政府起诉，可以通过外交部抗议，甚至可以断交，却没有派兵的道理。

再退一万步说，既然派兵也就派兵了，可也没有赖着不走，强占领土的道理。这就好比今天有个中国人在纽约被杀，美国方面也抓住犯人了，也枪毙了，结果我们出兵把纽约市给占了，说“这地儿就借我们用上一百年哈！”——前后完全没有逻辑嘛。实际上德国它就懒得想逻辑，就是硬来，就是没借口，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这件事更刺激清廷的是，清方没做任何抵抗。

割让土地这么大的事，清廷之前几次好歹还都抵抗过，和列强开打之前还都很有信心。可到了胶州湾事件时，清方明明知道德国欺负人，明明气得要命，可是很清楚自己打不过，只能低头认错。

而且最终不只是割让胶州湾，清廷还被迫答应在山东的大城市和传教士遇害的村庄里，由朝廷出自修建大教堂，还要在门上刻上“钦建天主教堂”。还要在多个城市为传教士修建住宅。在这件事里完全没错的山东巡抚被革职，永不叙用。

也就是说，德国不仅要了实惠，连面子也要走了——在学校门口不仅抢了你的钱，还要你跪下说“大哥我错了”。

但是清廷因为打不过，就是没办法，只能吃下这个闷亏。

最坏的是，有了这个开头，后面的列强以“最惠国待遇”为借口纷纷有样学样，都不讲道理了，都来硬要港口、要修路权。清廷也没有办法，只能都答应下来。此时的清政府已经陷入了极为无助的境地：既无法跟列强讲理，又无法打仗，唯一能抵抗的办法只有用外交手段“以夷制夷”——“以流氓制流氓”。结果大家也知道，就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一样，往往是列强早就私下里沟通好了，被合伙算计的最后往往还是清政府。

在这种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蹂躏的情况下，清廷对于对外事务只能如履薄冰。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的借口是教案，以后清廷在处理教案上只能越发谨慎，面对教会诉讼一律无条件地支持教会，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一场胶州湾事件。

在这种背景下，外国教会的行为自然也就越来越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