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拯救生活

　　做音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2004年底，初恋男友向曲婉婷提出分手；学院向她提出警告：因为学分不够她可能无法毕业，必须去其他学院补修。

　　在加拿大留学，她前所未有地感到一个人的孤独，但哈尔滨的家也无法给她任何慰藉。说一不二的母亲的任何安排她都没得选择，比如把4年的大学时光用在毫无兴趣的商科上面。对女儿近况并不知情的母亲还在电话中念叨，最好一直读下去，拿到博士学位。

　　“那时候心真的一下子凉了，觉得读大学已经把人读枯萎了，她还要个博士。”曲婉婷回忆。

　　她不是没有努力，去其他学院交了钱修了两门课，但一周之后还是申请退出。“有5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上学，几乎到了崩溃边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酗酒，觉得自己快要得抑郁症。”

　　退还的学费约合三千人民币。16岁到加拿大后，家里给的钱除了学费、住宿费，只够基本生活，她第一次支配这么大笔钱，给自己买了一件奢侈品——一架电钢琴。

　　如许多城市80后一样，小时候的曲婉婷也被家里逼着学过才艺；也如这其中许多孩子一样，经过连续3年每天至少一小时的指法练习，她放弃了枯燥的钢琴学习。但十多年后，当她重新尝试把手指放回琴键，却是意外的自如与自由。

　　她的音乐实实在在。先有具体的人事触发感受想法，大致写成歌词，随意弹一段和弦并配唱，作为一个没学过音乐不识谱的创作歌手，她的记录方式是最简单的手机或电脑上的录音软件。惟一似乎跟艺术家相关的习惯，可能与这阶段的独居有关：周围不能有其他人。

　　在陌生的国度里，因为有了这架电钢琴，曲婉婷至少可以唱歌给自己听；同时，那些反复困扰却无从说起的心事，终于能被一吐为快。比如她的第一首歌《to markus》，写给分手的前男友，说起来其实是一个失恋女孩的情绪抒发；而第一首中文歌《我是我》则是对母亲的独立宣言：“我不管你怎么说，我也不要再保持沉默，妈妈，我就是我，请不要想改变我，别人的孩子不是我。”

　　“我会表达自己，但是生活中并不是每次都能有合适的机会表达，就写成了歌。”

　　这首歌还是没有换回母亲的谅解。因为反对曲婉婷做音乐，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母亲拒绝与女儿联系，并不再为她提供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