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瑞珠，女，日本归侨，现年85岁，退休前任职于宁德市霞浦县东关小学。

　　有一天，二哥从台湾打电话来，兴奋地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报纸上看到我了，原来这是刊登在《福建侨报》的归侨故事——《微风轻轻吹》。看了我的故事，他们想起了许多过去的事。孩童时的欢乐时光，分隔时的惆怅无助，相聚时的悲喜交加……

　　香港团圆悲喜交加

　　1986年6月15日，在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出站口，我和大嫂、大姐、三姐既紧张又激动地往里面张望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二哥他们就快出来了，这会儿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二哥现在是什么样子，和以前会差多少呢，我还能认得出来吗……

　　当二哥走出来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这大概就是深藏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中的第六感吧。二哥还和我们印象中一样英俊潇洒，爱开玩笑。看到我时，他俏皮地说：“哎呀，妹妹，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一句玩笑话，却是道不尽的悲喜交加。

　　像当年能够再次相聚的人们一样，我们也是一会哭，一会笑，有聊不完的家长里短，说不尽的牵肠挂肚。直到深夜，我们仍不愿休息，都觉得休息是浪费时间。最后，我们在二哥的提议下，把四张单人床拼成一个大床，像小时候那样，一字排开彻夜长谈。

　　在福清讨海的童年时光

　　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从日本回到福清东瀚镇的那一年，我5岁，二哥10岁。时逢“九一八”事变，父亲的心情一直都不是很好，这时候，我和二哥便会一个唱歌，一个做些滑稽的动作，逗父亲开心，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父亲才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在东瀚的童年里，最快乐的莫过于讨小海。每到退潮的时间，我们几个孩子便带上自制的工具，一起来到海边。我和二哥的技术最好，总能讨得又好又多，其他人见状，就会把最好用的工具让给我们，我和二哥便讨得更欢了。到收工时，我们总能提着满满的战利品凯旋，讨小海的人中很少有能赢过我们的。回到家，我们便能吃上一顿美味的海鲜大餐了。那时，我们的积蓄所剩不多，生活越来越拮据，母亲会把好的海鲜拿去卖，剩下的自家吃，这样的一顿大餐，就足以让我们这些孩子快乐好一阵子了。

　　在我们上小学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二哥更加地崇拜，至今回忆起来，也会觉得二哥命中注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时，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我们的学校搬到地处偏僻的葫芦庙。有一天，我们正上着课，突然来了一群土匪，用一条很长很粗的绳子，把我们一个连着一个绑起来，带到海滩上。为首的那个人，把男孩子都留下，却把我们女孩放回家去，并让女孩带信给家里的大人，拿钱来赎回被绑的男孩。土匪带着那些男孩坐上船出海了。后来听二哥说，他们除了靠岸补给和放人，就一直在海上漂着。当时，家中已是捉襟见肘了，赎回了大哥，无钱再赎二哥，就在家里人焦急万分时，我们收到别人捎来二哥的口信，让家里人不要担心他的安危。过了100天，已是除夕之夜了，家里人还在想办法筹钱，二哥却被其中的一个改邪归正的土匪带回家了。听二哥说，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还遭到了其他土匪的追击。虽然经历了一场大劫，二哥仍是调皮活泼、幽默开朗，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后遗症”。二哥总是神气地对我们姐妹几个说：“没有什么困难能难住我，任何问题我都能在10分钟之内解决！”

　　二哥的冷静是打小就有的，胆子大也是出了名。在被绑架的那个时候，他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急着要回家，而是让兄弟们先回，自己留了下来，据说当时二哥是最后一个上岸的孩子，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现在年纪大了，当我们再问起二哥那会怎么会那么胆大呢，二哥得意地说：“我当时啊，就想知道，他们到底会把我怎么样！”二哥的这股子好奇心，就是到了他90岁，也还是不减当年。

　　我退休前是霞浦县的一名小学教师，退休后，我不愿意就此开始无所事事，于是参加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关工委义务工作了15年，受到了很多的嘉奖。搬到福州后，我又参加了社区的舞蹈队，还负责编舞。虽然现在已是八十有余了，但只要能动，我还是愿意一直跳下去。大家都说，我和二哥一样闲不住，真是活到老，“玩”到老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愈发地喜欢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东瀚海滩上张牙舞爪的蟹子，追逐嬉闹的孩子，大小不一的竹筐子……当听说二哥看到《微风轻轻吹》时，我惊讶了，我还未来得及告诉他，他已在众里寻到了。我总在想，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37年的分离，没有让我们放弃等待，而是换来了我们的团圆，其实也是一种缘分。(林瑞珠／口述 叶威／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