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的“三个神话”相继破灭。首先，战后日本最引以为荣的“经济神话”破灭，其后长达20 年也没有恢复元气;其次，“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执政的“超稳定政治神话”终结，代之以“十年十相”的政局乱像;第三，以“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东北大震灾引发的核电站事故为标志的战后“社会安全神话”被打破。

与上述“安倍风险”形成的国内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在野党、执政联盟包括自民党内派系之间，因为选举政治的原因，它们对安倍的制约大大弱化，这也是“安倍风险”不断得以加大的内在要素之一。

此外，安倍本人信奉的以岸信介为范本的极端保守、反动的政治理念，无疑是“安倍风险”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加之“梅开二度”对安倍来说意味着是最后的机会，所以“安倍风险”系数非常大，具有执着性的同时，也带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性和疯狂性特征，其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即为表现之一。

不可否认，“安倍风险”的存在可能会导致中日钓鱼岛冲突的进一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