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世界战争史上一场“泱泱大国”输给“蕞尔小邦”的特例，它不符合常规，但却真实地发生了。这其中，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走向鼎盛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走向衰落的封建主义农耕文明的胜利，是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最终走向全面失控的结果，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这次战争，中日角力，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搏杀，也取决于战前的准备，还取决于战场之外的较量。

甲午战争的惨败，其原因教训可以列出若干，但根源可归结为三条：

第一，政治彻底腐败。中国封建政治文明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通常的规律是，在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相对清明，朝廷有令必行，社会有序，四方臣服;王朝没落时期，政治腐朽，完全无力应对和解决内忧外患，无可挽回地要走向崩溃。晚清末年，就处于这样的历史节点，统治集团互相倾轧，腐败盛行，已经到了完全无法应对列强凌辱的地步。彻底的腐败导致了彻底的失败。

第二，备战严重不力。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渐成朝廷共识，于是有了洋务运动，近代国防工业得以发展。但在“中体西用”思想的主导下，并无清晰的发展战略和确定的作战对手。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备预算，停购军舰，停拨经费，放松国防建设，对即将到来的中日对决缺乏足够准备。

第三，国家意志力极其薄弱。当时的日本，上下一心，长期准备，一心一意与中国为敌，勒紧裤带扩军备战。而大敌当前的清政府，软弱怯懦，寄予侥幸，朝纲混乱，政令军令不一，各种矛盾聚集发酵，社会动员乏力，凝聚不起克敌制胜的统一意志，根本没有决战到底的坚强信心和坚定决心。

悲剧不再重演，路在何方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有太多沉重的感悟和启示，但归结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必须始终把作风建设摆在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头等大事抓好;二是必须始终加强备战，建设一支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一流军队：三是必须始终具有超强的国家意志力，凝聚全民力量以决战到底的决心应对一切挑战和敌人。我们要做到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定格在过往的历史上，必须勇于超越，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一、我们不能在时间上定格，走向复兴一定要超越陈年旧事。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现实，但历史仅仅是一面镜子，不是现实世界。简单类比会得出错误判断。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历史。

120年前的甲午，统治者醉生梦死，全不顾社稷安危。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家族统治，朝廷解决“心腹之患”胜于“肘腋之患”，以至于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封建王朝内部勾心斗角，为防范李鸿章坐大，清政府宁愿养着八旗和绿营，也要坚决遏制北洋舰队和北洋陆军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党争是历史上最复杂最严重的党争。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主战的帝党，不明敌情盲目自信，一昧主战，背后希望借此机会夺权;主和的后党，实际控制朝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消极备战迎战，力主调停。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尤其是在用人打仗上甚至到了赌气用事的地步，非我族类，一概不用。

大敌当前，需要上下一心，号令一致，令行禁止，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各有盘算，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东沟一战，北洋水师惨败，李鸿章奏请南洋水师支援，朝廷下旨：“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拒绝：旅顺陷落前夕，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一面积极表态：“舍此四轮亦所不计矣!”同时又自贬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要求北洋派人，“将此四轮管带全行更换”，故意为难北洋，最终未派船舰助战北洋。

此时非彼时，来时非今时。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得到警醒，而不能悲观消极、造成误判。今天的中国，有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强大的民族团结，积累了深厚的发展基础。要高举和平发展大旗，以应有的大国心态、全球视野，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信心满怀地开创中华民族幸福美好未来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