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军分区的一次会上，许多同志对“民兵指挥部”非常反感，指出今后的民兵建设究竟是一个指挥系统，还是两个指挥系统，实质上已接触到“四人帮”阴谋搞第二武装的问题。但是，有一位老同志却在会议上批评了这些正确意见，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我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讨论的情况，他听了以后，笑笑说要找这个老干部谈一谈。粟裕与他恳切地谈了话，对这位老同志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钟，对他此后没有在民兵问题上陷得更深，无疑是有好处的。

六月返京，适值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夕。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窃据军队领导要职，粟裕除了字斟句酌地向军委写了书面考察报告之外，对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搞了一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次汇报，军委领导同志认为很重要。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在当年军委扩大会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也被采纳和应用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粟裕同志找我谈话，传达调我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决定，并向我传达了“四人帮”的问题。特别提醒我要加强部队的党和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和军委领导之下。要十分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我同了盛保持距离。要我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动态通过他及时向军委反映。他为我在迷雾中指出了方向。

这都是些极其平凡的小事，发生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里，然而，对于我，却是寒冬的篝火，荒漠的甘泉，迷途的星斗，苦旱的雷鸣，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