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激的理念

★日本从发动甲午战争起的侵华过程中，屠杀始终与作战相伴，正是受“皇国至上”和视中国人为奴而理应“膺惩”的观念驱使

★东京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但并没有从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导对外侵略的“皇国史观”，也没有从“国民性”的深度肃清这些不良基因

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时，松井石根作为被处决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上了绞刑架。此前，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也审判处决了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和进行“百人斩”的尉级军官。若从南京大屠杀的犯罪范围和过程看，这一惩罚仍很不彻底，而且没有从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导对外侵略的“皇国史观”，也没有从“国民性”的深度肃清这些不良基因。

一个国家指使其军队实施有组织的屠杀，必然有特定的理念作为思想基础。德国纳粹在欧洲实行种族性灭绝，理论依据便是“日耳曼民族最优越”，并认为犹太人、斯拉夫人都是应该被消灭或驱逐的“劣等民族”。日本从发动甲午战争起的半世纪的侵华过程中，屠杀始终与作战相伴，这些暴行正是受“皇国至上”和视中国人为奴而理应“膺惩”的观念驱使。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这种岛民外向意识导致其很早就有对外扩张诉求。从16世纪丰臣秀吉实现日本统一至幕府期间，“海外扩张论”更是长久不衰，其理论基础又是唯我独尊的“皇国史观”。一些朝野人物叫嚷应以“皇国而混同世界万国”，将统治世界说成上天赋予日本的使命。在中国的清代，日本已自称“神州”，对华称呼长期拒绝使用“中国”一词而只称“支那”。这一在东洋持续过百年的蔑视性用语，便充分体现出其称霸东亚的欲望和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傲慢感。笔者小时候曾听到文豪郭沫若在日本所娶的妻子郭安娜(原名佐藤富子)向我母亲谈起20世纪初日本的情况，这位当时的日本护士的父亲虽素称开明，一听到她要同中国留学生结婚，便马上断绝同其关系，还骂“你怎能嫁给一个‘支那猪’!”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侮华、蔑华风潮，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日本鼓吹要建立“大东亚”的“领导权”，中国不服从便应出兵“惩罚”。日本政府并未对华宣战就派几十万军队进攻中国，声称只是“膺惩暴支”的“事变”，不承认也不遵守任何国际战争法规。熟读元朝灭宋、清朝灭明历史的日本上层，又特别欣赏“扬州十日”一类的屠城记载，认为用屠杀制造恐怖最能有效震慑中国民众。

1937年7月日军大举出兵中国时，曾自吹“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结果苦战近五个月才打到南京，日本托德国大使出面提出的停战条件，也因过于苛刻而不被国民政府接受。此时，日本最高层选择在中国的首都制造一场大屠杀，显然是为了恫吓中国人民，逼迫国民政府尽快屈服。没想到的是，这次大屠杀反而激起中国人民更强烈的抵抗。看到这一情况，日本当局才改为掩盖这一暴行，后来在中国虽继续实施一系列屠杀却不大张扬，并且更注重通过诱降策略，分化中国的抗抵力量。

南京大屠杀规模如此之大、手段如此凶残，与“大和民族至上”精神的毒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社会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对中国人称“支那”还嫌不足，进而呼为“强克猡”(“猪猡”之意，由骂清朝男人梳辫子而称为“猪尾巴”“豚尾奴”发展而来)。不难想象，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会放手对中国民众实行屠杀。上世纪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悔过的日本战犯在反思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这种法西斯式的“民族至上论”，驱使着整个日本“皇军”都格外野蛮凶残。东京审判时，法庭曾出示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档案中驻南京大使馆的报告，因当年德国人是日本的盟友，可在城内自由活动，其了解情况更多，也更具真实性。报告中的评价便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日本军人，而是整个日本军队，它如同一部开动着的‘兽性机器’”。

这部“兽性机器”的基层构成者，在家乡大多是本分的工人、农民。然而，军国主义的毒害，以及野蛮的体制，却会让人变鬼。笔者曾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日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