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有的群众组织又到山西学习夺权经验，在军区机关起草了所谓“联合夺权通告”。到了1月份，一派拥护王、张的要夺权，一派反对王、张的不同意夺权，两派就闹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听说一派就成了“三军造反派”的组成部分，参加搞“斗罗筹备组(处)”，揪斗罗瑞卿同志游街，绑架刘志坚同志，还搞什么“百丑图”。这样，从军区机关“四大”又发展到北京参加全军“四大”去了。后来，还发生了大军区的造反派去甘肃省军区静坐，“四大”停了以后，又企图冲击军区办公大楼等。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就完全瘫痪了。

1977年6月被免职后，当时的兰州军区党委在1978年发了一个“四号”文件，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完全颠倒了是非。我和张达志同志当时毫无自由，我身为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一直被残酷斗争，我怎样去夺权 我要夺谁的权呢 我总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权吧!所以这种指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