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巫解

1932年1月28日午夜，骄横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将海军陆战队分成三路，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

十九路军是从江西剿共前线调到京沪铁路沿线各地来的，总部设在上海。其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参谋长则由赵一肩担任。该军下辖三个师——第六十师、六十一师和七十八师，其师长分别是沈光汉、毛维寿和区寿年。这些人，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也是与杜月笙颇有交情的好朋友。

十九路军初到上海时，士兵们头戴草笠，脚穿草鞋，身着灰色军装，一个个肤色黝黑，神情低迷。而且装备的武器夜十分落后，除了步枪和手榴弹，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过是几挺轻机关枪而已。

正因为这样，日本人对十九路军十分藐视，在发动突袭前，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曾傲慢地宣称：“日本皇军一旦发动攻势，保证在四个小时之内，占领闸北。”

但鲛岛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

面对日军的突袭，扼守宝山路─—宝兴路一线的十九路军一扫之前因中国人打中国人带来的低迷士气，顿时群情激奋，奋起还击，死死地守着自己的阵地，不让日军前进一步。

同时，报告日军突袭的电话打到了十九路军的指挥所。此时，军长蔡廷锴已经就寝。听到电话铃响，他一跃而起。

电话里传来隆隆炮声，还有一个焦急的声音：“报告军长，日军突然袭击我部，我部正在全力抗击，请指示。”

蔡廷锴听到日军突袭的消息后，胸中热血涌动，他想都没想，立即命令道：“誓死抵抗，寸土必争，给我狠狠地打！”

这与前方将士的想法不谋而合。蔡军长的命令传来后，他们激动万分，杀敌更加奋勇。

的确，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的推行下，官兵们早就憋坏了。此刻，对于外敌入侵的愤恨，全部变成了杀敌的动力。

尽管日军的突袭部队有3000多人，且武器精良——不仅配备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等重武器，而且还有装甲军队。但交战开始后，日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日军的重武器在这里并发挥不出绝对的优势。况且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早就如困兽脱笼，为了杀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日军的装甲车横冲直撞而来时，十九路军的弟兄们竟然在战友的掩护下，直接爬到它的上面，揭开车盖便将冒着白烟的手榴弹掼进去。为了保证扔进去的手榴弹不会再被敌人扔出来，所以，手榴弹一掼进去，马上就爆炸了，十九路军的勇士也就跟对方同归于尽了。

就靠着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接连炸毁了好几辆日军装甲车。

在十九路军的拼死抵抗下，日军伤亡惨重。这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于是气急败坏，陆续增兵，先后参与战斗的有陆军十一万、军舰十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方固守阵地的只有十九路军的区区三万兵力，以及稍后来援的第五军及其他少量部队，总计不到八万人。

尽管这样，日军连续攻了一个多月，依然没能突破我方阵地。

早在一·二八淞沪大战爆发的当晚，杜月笙就打电话给蔡廷锴军长，豪气满怀地说道：“但凡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对于杜月笙的挺身而出，蔡廷锴十分感激。

杜月笙说的不是空话。第二天，他就开始四处奔走，拜访上海滩的各界名流，提议在“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的“后援会”。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爱的热烈响应。

很快，“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宣布成立。为了避免别人觉得这是一个由青帮人士把持的组织，杜月笙竭力避嫌，大力推举著名的实业家、上海《申报》主编史量才担任会长，自己则不担任任何职务。

后来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实在推脱不掉，才勉强担任了副会长一职。但为了削弱自己的影响，又提议另设一名副会长，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担任。

本来，19路军的英勇表现已经燃起了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杜月笙迎着这股东风，推波助澜，以使19路军的英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他利用自己手中控制的新闻力量，从报纸到电台，连篇累牍地对19路军抵抗日寇的事迹进行报道，使民众对19路军的敬佩之情达到了顶峰。

接着，他就通过报纸和电台发出支援19路军的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竭尽自己的能力支援前线将士。

这个号召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从富豪到乞丐，大家纷纷行动了起来，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为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提供了很好的后勤保障。

另外，与杜月笙关系极为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还联合工界人士共同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以“团”为编制，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两个团，每团拥有一千多人。第一团团长由杜月笙的门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为周学湘，他虽然不是杜氏门人，但一直对杜月笙十分景仰。

19路军在前线英勇杀敌，战地服务团则担当前线与后方的桥梁，他们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帮着将士们运送伤员、弹药和食物。他们手无寸铁，却一样的英勇无畏，经常有团员中流弹或者被俘杀，为国捐躯。有人牺牲后，马上就会有新鲜力量补充进去，继续战斗，毫无退缩。

一·二八淞沪大战停战以后，抗敌后援会曾在上海北站立碑，把那些牺牲者的姓名镌刻上去，算是对他们的纪念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