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近期分析称，日本受到各种国际国内法律及政策限制，难以全力发展军备。但是，为建设潜在的军事大国，并应对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军备之路，那就是“隐军于市”——将军工生产能力扩散于整个工业基础，扩大和夯实自己的战争潜力。一旦战争爆发，日常打造的自卫队将掩护国家转入战时动员，而战争潜力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后，将迸发出庞大的军事能量。

战后日本军事装备工业建成独特的隐军于市备战体系，但是资源供应仍无法保障。

单就高端三军装备来说，日本迫于不能外销获利摊低成本的限制，因此很难在一个行业养活多家专业军工企业。为此日本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军备建造体系。采用了“一家饭，两家吃”“一家饭，多家吃”的办法，尽量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军工生产。如此一来，这些企业的军品产能虽在平时“吃不饱”，但在战时却可以同时开足马力，大幅加强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动员能力。

以日本引以为傲的潜艇为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都是由川崎重工神户造船厂和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轮流生产的，他们的竞标毫无悬念：今年是你，明年是他。两家企业的潜艇生产线均在神户港，相距不过几千米。自卫队共有16艘潜艇（目前正在扩编为22艘），每年开工一艘，退役一艘。无疑，其中任何一家企业都具有每年生产一艘潜艇的能力，但防卫省就是要维持两家潜艇生产企业。如是，一旦有事，这两家企业均可以全力生产潜艇。与之类似，自卫队的驱逐舰、辅助舰艇等生产也采取相仿体制。

不过单纯的武器装备制造能力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指挥艺术和士兵的斗志，更重要的是作为战争后盾的经济实力。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军事经济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大约有20种基本产品对于战争是不可或缺的，而日本除煤以外，几乎样样都缺。如作为动力的石油，制作炸药用的棉花，运输工具上用的橡胶，炼钢铁用的铁矿石，制造军火用的镍，制造火药用的铅，雷管上用的汞，制造飞机用的铝，制造炸药用的甘油和硫磺，制造无烟火药用的纤维素，化学仪器用的铂，炼钢和一般冶金工业用的镁、锰等等，而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日本本土唯一自给自足的能源就是电力，但是电力这个东西很容易受到干扰和破坏，美国发动的多场区域战争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思维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远程打击兵器将日本本土后勤补给潜力彻底压缩殆尽。

二战中，日本在轴心国体系中是综合国力最弱的，因此不得不奉行和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投机战略。“以战养战”政策是日本在侵华战争转入长期化过程中，为解决国力衰竭、补给困难、战线过长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国策”而确立的战争指导和经济掠夺政策，其本质就是通过在中国占领区实施残暴的经济战，填补自身维持长期侵略战争所产生的巨量物资消耗。

有资料显示，1936年日本各种军需品原料的自给率分别为：铁砂23%，铜59%，铝30%，铅8%，棉花20%，煤油8%，锌29%，锡29%，羊毛5%；石油、橡胶、镁、锑等几乎完全依赖国外进口，而生丝、油料、煤、盐、大豆、生铁、谷物等历来依靠从中国输入。而同时期（1937年），日本的军工产量已达到年产作战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水平。

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先从控制金融入手，劫收东三省银行并大肆掠夺黄金、白银。1932年设立伪满中央银行，将原东北的官银号变更为伪中央银行的分支行。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的14年中，从东北运出黄金9359万两、白银15.38亿两，相当于中国“康乾盛世”（按岁入5000万两白银计算）时期50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这些黄金、白银大部分被运往英美等西方国家，用来换取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满足日本“以战养战”的战争需求。

另外，日本控制了全东北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以便掠夺当地物资、修建军事基地和向关内输送军需物资、兵源。第三便是掠夺战略资源。1933年，满铁在鞍山设立昭和制钢所，1937年产能就达到生铁70万吨、钢28万吨，约占日本当时钢材产量的3成以上。另外，日本利用东北的铝，年产近千架飞机，大都用于侵略战争。

1940年9月，日本制定了《日满华综合开发纲要》，按照“经济一体”方针，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以支持其战争消耗和实施南进政策。从1937到1942年的5年期间，日本共在华北劫掠劳工600余万人，为其军工生产充当苦力。1938年10月，日本成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2个专门负责开发掠夺的侵略机构，并分设18个和13个分公司，它们掌握了中国北部与中部沦陷区的交通、电信、航运、煤铁、盐业、水电等实业。而8年侵华期间，日军至少从中国征走221万吨大米与465万吨小麦，这还不算粗粮。而这2组数字，已经超过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的粮食征购（借）数目。

不过，军事专家对于各国战争潜力的分析论证指出，今天的战争已经与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有了巨大区别：战争的进程越来越快，战争的时间越来越短，精确制导武器和远程打击力量使“前方”与“后方”的界限愈加模糊。一旦发生战争，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一国的工业潜力是否能够像二战中那样得以充分动员？所谓后方的制造业基础是否可以不受战争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谨慎论证的问题。如果以一场突发的冲突甚至战争为背景考察，则日本基于二战及冷战经验建立的军工生产体制和动员体制，能否满足新世纪的要求，目前尚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