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国何以出现二百万伪军？

在评价一个民族的精神强弱时，总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物，那就是看这个民族在国难时期有多少人投敌。

二战时期，有学者对世界受侵略各国的“民族败类”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比较突出，投敌人数占民族总人口的比例比较大，世界“民族败类”之最，除了“法奸”，就属“汉奸”。

无须讳言，抗战时期中国“汉奸”人数着实惊人。抗战结束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内地伪军数量为118万人，而这还不包括伪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的40万军警，如果再加上各省县伪地方政府武装，逾200万伪军恐怕不虚。

这个数量，几乎超过在华日本军队的数量两倍。

在探究法中两国“多奸”的原因时，有人认为法国高卢人崇尚个人自由，并不过重强调对本国本民族的忠诚，所以比较散漫，没有战斗力，打不过外敌就降。而中国汉民族呢，他们的一些人为什么主动拥抱外寇，帮助外寇征服本族同胞？

2008年，中国内地曾热映一部抗战武打片，片名《叶问》。在那部片子里，除了武功高强的抗日拳师叶问，还有一个小人物也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汉奸李钊。

这个李钊，原本给民国政府当巡警，后来日本人来了给日军当翻译，刚开始挺招人恨，但当他搬出一大家子嗷嗷待哺的情形时，马上就博得中国观众的同情。

他和我们一样，顾家。家才是他心中的一切。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连生存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李钊的心态是很两难的，他有自私的一面，又对亲情、友情念念不忘。他身上有一种难言的无奈。”

这是扮演李钊的演员给出的角色解析，应该说这段解析对汉奸李钊的心理把握比较准确。

李钊这样的人，有家无国，有情无魂，民族大义定然是模糊的。

但是这能全怪他吗？

他只是个小汉奸。只想混碗饭。国家的一切不由他们所决定。爱新觉罗来了，他们当差，蒋主席来了，他们也当差。日本人来了，不过又是当差。他们或者根本不是主人，或者找不到主人翁的感觉。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于他而言，又有多强烈的归属感呢？

往前捋一捋，关于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国心态，2000年有部名为《鬼子来了》的电影刻画得更加深刻：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地点是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一天夜里，有人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押送进了村民马大三的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另一个是翻译官。本来答应好了八天以后来取人，结果此后再也没有音讯。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坐卧不安，怎么处理两人。杀了他们，怕日军报复；放了他们，怕本国军队找麻烦。

日本兵俘虏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与村民计划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在马大三的主张下，经过一番商议，村民接受了日俘的条件，并且签字订约。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

从自身及本村利益出发，拿入侵的敌人作交易捞实惠，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马大三前期的表现，可以被称为“刁民”，而这个村的绝大多数村民，与马大三也没什么不同，他们并没有什么崇高的民族情感和凛然大义，不过是苟且于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小老百姓。而仔细想想，或许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常态。否则那么点外敌在广大的中国地面上经常如入无人之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你可以指责马大三这些村民见识短浅，只顾眼前自家利益，欠缺民族血性，但是，这能全怪他们吗？

查考历史，不得不承认：“有家无国”在中国是一项“文化传统”。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把江山社稷“私有化”。国是他们的私产，他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权贵们把持国家政权，随心所欲地强取豪夺。而绝大多数平民农民，虽然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是税赋与劳役的主要来源，却没有丝毫话语权，甚至自身的财产与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这个国家，统治者的是非，就是国家的是非。而属于被统治者的平民真实世界，只能压缩在自己狭小的宅院中……长期以往，他们必然对国家产生冷漠，而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既然“谁当皇帝都交税”“谁来坐天下自己都是小老百姓”，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谁当政，在乎的只是自身的衣食冷暖。所谓“国事”完全是“肉食者”的“家务事”，与小民何干？既然给谁干都一样，那么值得为保住别人的大宅院拼死拼活吗？不就是换个主子老板吗？

虽然民国的建立，使华夏民族史无前例地触摸到了民权，但北洋政府长期的内耗，国民政府的“英而不雄”，再次令民众产生对国家的疏离感。各大军阀、政治集团们以出卖国家利益，寻求“外援”，互相残杀。穷苦人家的孩子参军，不是“被壮丁”，就是为了“当兵吃粮”，还有一些“有奶便是娘”的流氓无赖混迹其中，这样的军队就像“雇佣兵”“杂牌军”，改旗易帜是家常便饭，能有多少对国家的责任感？

在侵华日军的回忆录中，一位专门负责策反中国人的日军间谍山田武一的一段话耐人寻味，他是这样描述当汉奸的中国人心态的：“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2001年，在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共抗战肃奸记》一书中，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对中国多汉奸起初感到纳罕，但是通过对中国的深入了解，这位英国人进而找到了原因：

“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如果我们和国际友人共同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出现那么多伪军。汪伪政权在招兵买马时，汪精卫的“贤内助”陈璧君公然喊出“抗日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将中华民国与蒋家王朝混为一谈，竟取得了宣传的奇效，相当蛊惑人心。

所以，抗战时期中国出现了那么多汉奸，尤其是底层伪军，他们的下水固然可悲可鄙，但背后的深层历史和时代特征更应引起整个国家民族反思。从近代甲午战争到现代抗战，中国与日本的战斗力相比，大多处于下风，这并非仅仅是武器装备等技术原因，更不可忽视的，是国家的认同感及其民族归属感，普遍落后于对方。这种落后甚至是最致命的：国家不拿国民当人，国民则难以同仇敌忾。

“汉奸”李钊、“刁民”马大三是一面面镜子，照见了华夏民族的民族气节是怎样消失的。如果不反思“中国多汉奸的另类原因”，不改变中国“家国分离”的土壤，李钊、马大三们恐很难绝迹于我们这个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