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泰国政局稍有了解的人便知，在这个佛光普照之国，军事政变犹如家常便饭。自1932年君主立宪算起，短短八十来年时间，泰国经历了近二十次政变。王室、军方、僧侣、民选政客，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将泰国政局推入一波又一波的动荡，而红衫军和黄衫军的街头争斗，更将民众来入冲突和对立当中。不过，尤为难得又让人颇为不解的是，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局之下，泰国社会竟能大致稳定，国家从未因政治乱象而爆发内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里，云石君对泰国的这一政治奇观做一个解析：

难以实现的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家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这种体制的一大好处便是稳定。通过对政治和资本权力的集中掌控，中央政府可以游刃有余的处理国内出现的各种危机——无论是镇压、安抚、还是协调利益分配，中央政府都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应对。

当然，中央集权的国家内部也有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但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利益集团发动军事政变的风险大幅增加；同时，只要政府在政治权力架构中留下通道，给予外来者足够的入门和上升空间，并形成相对靠谱的博弈规则，便可将矛盾限定在内部的政治斗争层面，而不至于非要通过军事政变这种强破坏性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典型代表便是中国。

但是，中央集权政体的实现，也有一个基本条件，便是文化的同一性，具体来说，就是国民差异性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国家内部存在不同利益团体，他们彼此间的分歧也相对较小，且大多都集中在经济利益层面，相对容易调和，这种国情下产生的不同利益团体，即便同时引入政权内部，也能够温和消化，不会对现有政治架构造成太大的冲击。

可是泰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泰国是一个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主体民族泰族不占绝对优势，泰族的民族文化也不足以融合其他民族。所以，泰国的统一国家认同，并非基于同一民族体系，而是建立在南传佛教体系和王室道统之上。

只是，宗教也好，王室道统也罢，都只是文化构成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用来维系一个相对概念化的国家认同或许足够，但要打造一个具体化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就显得力有不逮。

相对于文化的冲击，外部政治势力的影响，更对中央集权构成重要负面影响。在上一节《地缘政治9：泰国为什么喜欢当墙头草》一文中，云石君已对泰国地缘政治环境有过分析：作为中南半岛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核心，泰国内政不可避免的引发各方势力的兴趣。而泰国偏偏又是一个小国，不具备像中国那样阻挡外部势力进入的实力。在外部势力，尤其是大国势力角逐于此的情况下，泰国内部势力难以避免的会受到影响，进而分裂。

外部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的双重制约，泰国想通过打造强势政府来遏制军事政变，此路难通。

成效难显的分权民主。

对于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来说，分权民主通常是一个弥合分歧，和谐共处的好政治模式。自1932年君主立宪后，泰国便逐步采纳西方政治模式，并最终建成了以全民选举为特征的西式民主制度。

只是，在欧美颇有成效的现代民主制度，在泰国却明显水土不服——一方面，军事政变频频发生，民选政府动辄被驱赶下台；另一方面，红衫军跟黄衫军的热衷于街头互斗，民主选举制度同时被双方藐视。

为何橘生淮北则为枳？

这就要从经济层面来分析。

作为一个矿产资源并不丰富，人口却有近七千万之多的国家，泰国要整体实现现代化，大力发展制造业、积极推广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必经之路。但在操作过程中，泰国却面临着内外两大困难：

首先是国民性格。泰国属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湿热漫长。这种气候条件下的人类，在从事体力劳动时的身体舒适度较差，疲惫感较强，劳动效率和劳动积极性天然较低。故而，慵懒几乎是所有热带地区人类的共同特征，泰国也不例外。

当然，要是在农耕时代，这并不是问题。中南半岛日照充足、降雨丰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些天然的优势，足以抵消泰国人在勤劳方面的不足——他们在湄南河平原随便刨两锄头，收获的粮食也比黄河边辛苦一整年的中国农民要多。

但当进入工业时代后，麻烦就来了。工业制造，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造，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密切相关。让慵懒嵌入基因里的热带民族在湿热环境下长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其效率可想而知。

在20世纪后半页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制造业竞赛中，前者始终处于劣势。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相继迈入发达经济体，而包括泰国在内的绝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却始终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挣扎。虽有政治等其他因素影响，国民性格的不适应亦是重要原因。

而除了国民性格外，中国因素也影响了泰国的转型。

虽然东南亚具有上述先天劣势，但当日、韩、港、台相继相继完成产业升级后，由于当时世界上再无其它更合适地区，这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会陆续迁往东南亚。

但是中国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十亿人口级别的大国加入了对制造业的争夺当中。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人民吃苦耐劳，学习能力强、国内产业门类齐全、政治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力保障，再加上伴随改革而快速建成的良好基础设施，这一切因素聚集在一起，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工厂。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犹如一头工业巨兽，将世界上大部分标准化工业制造项目收入囊中。

泰国完全不具备跟中国竞争的能力；再加上小国实力有限，在金融市场上无法抵挡国际资本的洗劫，这多重因素，导致泰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经济长期停滞，工业也大量萎缩。

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泰国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受挫，导致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阶层，不能通过从事工业生产而获得财富，只能继续从事传统农业。

相对于现代工业，传统农业的财富创造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这也就意味着泰国农民的财富创造能力有限，不能享受现代社会的物质成果。

当然，并非所有泰国人都是如此。泰国毕竟是一个开放多年的国家，而且也有一定的地缘优势，通过商业、残存工业以及旅游业等行业的继续发展，也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主要生活在曼谷，工作在有冷气的写字楼中，赚取足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薪酬，他们与统治阶级一起，共同构成泰国的有产阶级。

少数统治者、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其中农民又占大部）。这就是泰国的社会阶级构成。

表面看上去，这种金字塔状的社会结构虽不如橄榄形社会结构稳定，但也不至于如此纷乱。至少亚洲另一个类似结构，并同样采用民主政体的国家——印度，就比泰国要稳定的多。

但印度跟泰国有极大不同。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是一个完整且相对封闭的地缘板块，且印度本身体量较大，这决定了印度可以打造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采用种姓制度，禁锢下层民众的物质欲求。

而泰国却不能够，泰国地处各方势力交汇之处，且其自身力量较弱，很难不受外来文明影响。所以，通过思想禁锢来遏制底层百姓物质欲求的办法，在泰国行不通。

对外部现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使国民积累了强烈的物质渴求，可是，泰国工业化的挫折却使这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甚至连希望都看不到。这种积累起来不满情绪，必然会传到到政治层面，这就为泰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危机。

由于农民占国家人口大多数，所以只要获得农民的支持，便可攫取权力的宝座。既然如此，当然会有政党和政治人物愿意为农民代言。在现实政治中，他信——英拉的西那瓦家族就充当了这一角色。

其实就出身而言，西那瓦家族非但不是农民，反倒是泰国顶级富翁，典型的豪门世家。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利用农民的选票，实现家族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

由于泰国采用的是西式选举制度，西那瓦家族利用选票上位的做法并不违规。但是，在现实层面中，他们却遭到了包括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内的所有有产阶级的普遍反对。

这又是为何？

还是经济的问题！

农民的选票不是白给的。就西那瓦家族来说，既然是利用农民的支持赢得选举。那他们掌权后，就必须要回报农民，否则必将被其抛弃。

泰国的农民最需要的是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途径。

上策是做蛋糕，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总量大幅增加，再辅之以相对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逐步满足中下层百姓的物质需求。直白点说，就是通过大规模工业化，为农民提供能够赚取更高收入的工业岗位，使他们不再受困于只能提供温饱的传统农业当中。有了足够的收入，这些曾经的农民自然就有能力住上现代住宅，购买电器、消费美食，外出观光旅游，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物质享受。

这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但也正因为中国采用了这种模式，已经将全球普通制造业吃干吞尽，所以泰国基本上无路可走。

既然工业化行不通，做蛋糕也就无从谈起。但农民的物质渴求又十分强烈。如果不想被自己的支持者抛弃，那西那瓦家族能做的就只有下策：分蛋糕，直接对社会现有财富重新分配；换一种赤裸裸的说法，就叫劫富济贫！

无论是王室、僧侣、资本家，甚至是中产阶级，对割自己的肉去填农民的坑都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只要受农民支持的政治势力掌权，他们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放有产者的血（当然，鉴于他们是掌权者，所以割肉这种倒霉事肯定摊不到自己头上，借机黑吃黑倒是不无可能）。

如果不想被割肉，有产阶级必须阻止代言农民的政治势力上台。但在泰国现行政治框架下，这是做不到的。

作为一个采用西式民主制度国家，政府由普选产生。整个国家有产阶级的人数撑死不过几百万；而农民手头的选票却有几千万张！换句话说，不管你怎么选，西那瓦们都会取得胜利！

选举不可行，那剩下的就只有军事政变一途。毕竟农民只是人多而已，社会资源主要还是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就算选战打不过农民，有产阶级还可以通过动用军事力量，将西那瓦家族驱逐下台，这也算是对“体制内造反势力”的一种反制。

但这也只是饮鸩止渴罢了。因为军事政变后，政变者又会面临新的尴尬——接下来该怎么走？

短期内，泰国可以实行军管。但军管本身就是一种强权政治，而在之前我们已经说过，泰国不具备集权的条件。如果军管长期持续，政府跟农民，甚至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将愈演愈烈，在缺乏民主政体作为缓冲的情况下，这种冲突必然会将国家引入内战。

无奈之下，泰国最终又只能回到民主制的框架中。只是一旦恢复，受农民支持的西那瓦们又会通过选举上台，迫使有产阶级不得不再以军事政变镇压。这一波又一波的选举与政变绵绵不休，最终导致了泰国政局的恶性循环。

怎样解套——解铃还须系铃人

正因为蛋糕做不大，泰国政坛才会因农民与有产者的对抗而持续动荡。但换一个角度，如果做蛋糕变的可行，那这一切矛盾都会引刃而解：

在社会财富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只要确保分配方式的基本公平，那么农民不需要割有产者的肉，也有途径增加收入，满足自身的物质渴求；而对有产者而言，既可以摆脱被广大农民兄弟觊觎的恐惧，自己的财富也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大幅增加，因为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他们当然求之不得。而国家也会因此而稳定富强。

问题是，将蛋糕做大，这可能吗？

如果放在之前，那当然不可能，但着眼现在展望将来，却显露出一丝希望，而这个希望的赋予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

说起来，泰国这些年的混乱，虽说美国是罪魁祸首，但中国也是脱不了干系。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泰国惨遭美国资本洗劫，几十年经济增长成果化为乌有；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其高速发展的工业体系又将泰国的制造业吸入怀中，致使其丧失了赖以复兴的工业基础。可以说，泰国混到今天，多拜中美两国所赐。

美国的剪羊毛且不说。单就中国而言，前些年自己腰包也不充实，对制造业当然是能吃就吃，顾不了旁人死活。不过十几年下来，中国经济上了好几个层次，国力大幅增强，情况便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产业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诸多低端产业也开始逐渐转移，尽管转移方向大多是向中国内地，但也有相当部分是移向东南亚。在这种情况下，泰国有了重建制造业的机会。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必然会借此机会打造自己主导的经济圈，而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在承接转时会得到更多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持，这对其抢得先机至关重要。

除了产业转移，更重要的还有中国资本的输出。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向外输出也逐渐增多。这种输出是多方面的。就泰国而言，如果能获得来自中国的贷款，以及高铁等重大工程项目，能极大改善其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创造经济价值、提振其国家的竞争能力；而中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观光客，不仅带来了巨额的外汇，也提供了大量相对高收入的就业岗位，有利于其民生的改善。

总而言之，对泰国来说，在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与其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经济上的带动作用相应也是最为明显；而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中，泰国的地位非常关键，故中国也具备扶持泰国的动机。因此，如果泰国能顺势而为，积极发展对华关系，那么假以时日，确有可能借中国之势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进而将政治动荡的土壤逐步清除。

当然，真要达成这一目标颇为不易。毕竟中国现阶段的实力尚未达到能“拯救”泰国的地步；而从泰国角度出发，与中国的深度交流，固然可受其利，但政治上亦有被中国“绑架”的风险。但从长远趋势看，泰国想解开国内政治困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第10篇——泰国之第二部分。喜欢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朋友，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yunshi911（长按可复制），收看作者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