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

本文作者为我们爱历史团队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嵚，独家首发于今日头条。

16至17世纪，对于人类历史影响最重大的事，便是地理大发现。

新航路的开辟，让全球各地都招来了大批西方人，除了明火执仗打劫的海盗，便是捧着《圣经》到处唠叨的传教士，不是玩命的杀人抢财富，就是勤劳的盖教堂收徒弟，中心思想就是俩字：侵略。

侵略的如此积极，终于也惹到了大明朝头上。但当时的大明朝，真心是个硬骨头。什么葡萄牙西班牙，不听话的就玩命打，从正德年间起，时不时的洋大兵的脑袋，和臭名昭著的倭寇陪绑，就得挂在沿海城头上展览一把。

但洋鬼子也实在是块滚刀肉，打不过就赖皮。典型葡萄牙人，一边赖下不走，一边咬牙大出血给明朝塞钱，总算把澳门给租了下来。比起后来洋人充干爹的香港，明朝的澳门，房东就是大爷：葡萄牙总督见了明朝县令就要下跪，日常司法管辖，都要明朝说了算。从嘉靖年间到鸦片战争前，怂房客葡萄牙，夹着尾巴做人三百年。

但自此以后，一个重要的影响，却远比租块地要深远：那群夹着《圣经》的传教士们，也借着这窗口慕名而来：打仗打不过你，我用上帝来摆平你。

为了传个教，这帮人比抢地盘的殖民者还拼：欧洲数学，天文，武器制造的尖端成就，在这一时期起源源不断传入，近代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明末西方传教士的东来，是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的开始，这种情景有个普遍的称呼：西学东渐。

除了传教外，这些欧洲传教士们，还通过他们回到欧洲后的著书立说，为欧洲人带回了一个更真实，其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经济水准，繁华程度，都更让欧洲人艳羡不已的中国。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历史上，他们是最早的桥梁。

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

但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却让洋人更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呈现给欧洲人的那个强大中国（明朝），竟对欧洲17—18世纪的文化流变乃至社会思潮，都产生过更加深远的影响，甚至造成了一个令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沉迷其中的热烈风潮：中国热。很多欧洲历史学家都认定：欧洲近代的伟大变革中，中国热就是其中重要的助推。

这些影响了历史的传教士，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眼中的明朝，又是什么样子？

一：勇敢的传教士们

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租赁权后，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修建了第一座天主教堂，但当时传教士只被允许在澳门活动。甚至走出澳门规定区域，都会遭到当地政府的盘问。想在中国境内传教，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早有不信邪的，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就是一个。他是明朝嘉靖十七年耶稣会派出的第一批赴东方的传教士，曾经先在日本传教，把西方的科技文化大批进入日本，结果获得巨大成功，还成了好些日本诸侯的座上宾。于是他获得了一个宝贵经验，照着他给耶稣会写信里的意思说：想让东方人信咱的教，就得让他们先信咱的科学。

这条宝贵经验，后来前仆后继的外国传教士们，都一直在继续。

但到了中国，他却碰了钉子，连门都没摸到。嘉靖二十九年，沙勿略抵达距离广州三十里的上川岛。但是再往前走，就有明朝政府严格盘查。徘徊了数日之后，不得不无奈的离开。

之后他又想办法混进泰国到明朝入贡的使团，打算瞒天过海混到北京去，谁知运气点背，好不容易花光钱打点进来，又赶上泰国国王去世，原计划的入贡取消。这一花钱打水漂外加希望破灭的沉重打击，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这年年底，身在印度的他不幸病逝。

而这位传教士中的探路者，对后来人影响最大的，还有一句重要遗言： “为了帮助不同民族的人接受福音，除了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更要对他们的文化有所认识。”

而在沙勿略过世三十件后，终于有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罗明坚，全名叫Michele Ruggieri。

他能得到这个好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却是拜了此时租住澳门的葡萄牙人，没事犯抽所致。

万历七年，已经有好些年没挨明朝揍的葡萄牙澳门当局，突然脑袋发热，竟然擅自在澳门选举葡萄牙法官，在当地行使葡萄牙法律。如此赤裸裸侵犯大明主权，立刻招来严重后果：两广总督陈瑞拍案大怒，然后明朝大兵压境，要把葡萄牙人全部团灭。

眼看灭顶之灾降临，整个澳门全吓瘫，据说当时葡萄牙的教堂里，老老小小的洋鬼子们凑一起嚎啕大哭，几天几夜都不停。终于把一个神父给哭烦了，此人大义凛然的站出来：都别哭了，我去找中国人谈判去。

这个勇敢的神父，便是罗明坚。

虽然葡萄牙人不哭了，但罗明坚的这个法子，当时看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小小的神父，谈判就能解决问题？笑话？

但罗明坚，却实在不是一般人。他最大的本钱，就是对明朝的了解：自从来到澳门后，他一直积极学习中国文化，不但说得了流利的官话，甚至也深懂中国的人情世故。尤其厉害的是，他来中国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而且天生记忆力差，就这么个条件，通过刻苦学习，竟然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还写了一手漂亮的书法。

罗明坚 《天主圣教实录》书影

这个刻苦勇敢且聪明的人物，将通过此次恶性事件，打开西方传教的窗户。

结果在见到两广总督陈瑞后，他只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就完美解释了这次恶劣事件：葡萄牙选的不是法官，而是家长。就像你们中国的村里，不也有老族长管事吗？俺们洋人也一样，百善孝为先嘛！

当然对付陈瑞这种老官僚，几句话是不顶事的。罗明坚不但很会圆，还更会送：早知道这位总督酷爱风雅，极会享受生活，于是投其所好，送他天鹅绒和玻璃珠当礼物，果然把陈大人哄高兴了。

外带葡萄牙当局也乖巧，不但郑重承诺遵守大明法律，又咬牙赔了大笔钱，还痛快的主动涨租金。高兴的陈大人于是高抬贵手，放了葡萄牙一次。澳门历史上的一次惨烈大祸，就这样被罗明坚圆满和平解决。

而罗明坚的最大收获是，通过斡旋此事，他彻底搭上了两广总督陈瑞这条线。而后他更加积极活动，卖力巴结陈大人，很快获得了丰厚回报：陈瑞将广东肇庆天宁寺划拨给罗明坚，作为他传教的场所。这个重大收获，也立刻传到了耶稣会总部，耶稣会总会趁热打铁，为他派来了一个学生，跟他学习汉语，这个人，是一个后来比他还杰出的人物，被赞为“西方汉学之父”的利玛窦。

二：最牛传教士利玛窦

按照沙勿略的遗言，想在东方传教，必须要懂东方文化。照这个标准，利玛窦的履历，实在是太符合。

利玛窦

到达中国之前，利玛窦已经接触了多年的东方文明，他在越南，印度，日本等地先后生活了四年。东方的文化和风情，早已尽尝。

而比老师罗明坚更强大的，是他强大的教育背景：早年的老师就是彼时意大利数学家克拉乌，科学造诣极深。语言天赋更强，人没出欧洲，就学会了希腊语，后来多国传教，走一路学一路，熟练掌握多种语言。

而在来到中国后，他除了成为罗明坚的好学生，更成了工作中的好搭档，俩人密切配合，在广东卖力发展信徒。

谁知现实却当头一棒，虽然有总督大人撑腰，而且衙门还颁布严格令：禁止任何人给他们捣乱。但现实依然残酷，无论是读书的学生，还是没文化的平民，乃至有钱的士大夫，对他们都十分抵制，看他们就像怪物一样，辛苦忙活一年，才发展了一个信徒。

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更加聪明的利玛窦，有一天终于开窍，给老师出了一个看似极馊的主意：咱先不传教了，咱去交朋友。

虽然罗明坚觉得，自己学生这主意，和脑子进水差不多。可传教前景如此黯淡，再干也白搭，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两位洋人脱掉洋装，换上了漂亮的汉服，还留起了中国士大夫的胡子和发式，开始在广东士大夫阶层中广泛走动，频繁参加各色交际活动。他二人态度谦和，而且学问也渊博，更舍得花血本，日久天长，终于交上了几个好朋友。

而他们交朋友的最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各色的文化界活动，展示西方的新奇物件：自鸣钟，三菱镜，地图。这招一开始奏效，好些当地的商人也和他们走动频繁。但高端的朋友，还是交不到。士大夫眼里，这些玩意都是奇技淫巧，根本上不了台面。

于是利玛窦一咬牙，为了上台面，开始刻苦学习，玩命的钻研儒家经典。一有不懂的问题，就主动找学者上门讨论，不管别人怎么嘲笑挖苦，一概唾面自干。这种虔诚求教的精神，终于感动了好多人。许多广东当地的知名学者，乃至有名望的士大夫，都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学问。交际的圈子，越来越广。

但利玛窦自己更没想到，他这样做的后果，除了改变了传教的前景，更深深改变了他自己：在刻苦的学习中，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他打开眼界。而中国士大夫阶层傲慢外表下的开明与好学，更让他诚心敬佩。他后来在日记里，不惜笔墨的表达了自己的称赞： 中国学者“医学自然科学，天文学都非常精通。”强大的明朝更是 “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

这位虔诚的传教士，正潜移默化的被儒家文化征服。

而这期间他留下的最宝贵财富，就是绘制成功了《山海舆地全图》，又名《万国地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通过这张地图，中国人第一次放眼看世界，了解了世界有五大洲四大洋。

利玛窦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在中国的朋友越发多，混的也越发风生水起。但万万没想到，传教大业却横遭打击：支持他们传教的两广总督陈瑞离职，新任两广总督将他们逐出了天宁寺。怎料祸不单行，当利玛窦在新结识的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在广东韶州传教时，他的俩个助手却又相继去世。恩师罗明坚也返回欧洲。但利玛窦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时的他眼里，除了传教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他留在中国做完：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完全译成拉丁文。这个工作，他做了几乎后半生，即使最孤独的时候，也从未中断。

而在几次传教受挫后，利玛窦，也洞悉了晚明的社会形态。为他的传教事业，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战场：书院。在很多中国朋友的帮助下，他得到允许，可以在书院里讲解西方科学知识。

明朝文化发展到中后期，传统的理学思想不断遭到批判，逐渐成为热潮的心学思想，崇尚学术自由平等，倡导辩论探讨。而身负教育之责的书院本身，更成为自由学风的载体。利玛窦，也开始借助这个东风。

之后的很多年，利玛窦的足迹，都以书院讲学为形式。先是在其中国弟子瞿太素的帮助下，得以在韶关书院讲解西方的科学知识，引起当地轰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他由南雄刺史王应麟陪同至南京，打算先进书院讲学，然后谋求传教，却被当地地方官下了“不予接纳”的禁令。进退维谷间，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在江西南昌，利玛窦与酷爱天文的陆万垓畅谈，交流东西方天文学的差别。

在陆万垓的帮助下，利玛窦获准在明朝著名学府---白鹿书院讲学。他详细的讲解了东方日晷记时与西方记时方法的优劣，并阐述了西方天文观测和日食测定的基本理论。次年九月二十二日，利玛窦成功预测了当天发生的日食，从此名声大振。

比起早年在广东修建教堂的做法，利玛窦在江西做出了改变，他一不修教堂，二不公开传教，反而借鉴《四书》里的段落，将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传统的“上帝”合二为一，通过交流西方科学知识的方式潜移默化传教。这种传教方式，后来被他归纳为“南昌传教方式”。这时期的利玛窦，传教成果显著，而他本人也习惯了穿儒家袍服，蓄中国式长须，一派儒生形象，也得了一个尊称：泰西儒士。

身穿儒家袍服的利玛窦，有木有学者范儿

三：结识徐光启

就在利玛窦传教南京的时候，一个游历广东的上海青年无意间走进了他在韶关的教堂，在得悉了利玛窦的事迹后，对他大为仰慕。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利玛窦再赴南京时，终于和这位青年相见。之后他们成了一生的良师益友—徐光启。

画作：利玛窦与徐光启

结识徐光启期间，利玛窦在南京，和南京有名的高僧雪浪进行了一场有关天文，历法，算学等内容的辩论。这场辩论的结果，就是使利玛窦得到了不少南京当地知识分子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后来的明朝内阁首辅，此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叶向高的支持，在叶向高的帮助下，利玛窦在南京正式建立了教堂。两年后的五月，利玛窦又获准在北京传教并常住。

当时这件事，在明朝的反对声也极大，个别恶毒的人，还说利玛窦是“鸟学人言。”可比起清代的闭关锁国来，明朝的士大夫大多是明白人。连内阁大学士沈一贯等人，也对此持开明态度。于是，利玛窦如愿以偿了。此后他永住北京，悉心传教。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当地有了两百多名天主教徒。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五月，利玛窦病逝北京。

晚年的利玛窦除了传教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著书译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在北京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是一本奠定现代中国数学教育的著作，当代中国数学中的“直线”“平行线”“开平方”等数学名词，皆从此书翻译开始。他又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是西方数学家克拉维斯的经典数学著作。如熊三拔，邓若涵，汤若望，郭居静等具有深厚科学造诣的传教士，也经他介绍，进入中国主流知识阶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他确是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传播西方学术思想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传教。但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热情，却最终让他吃惊。在他早期传教韶州的日记里，他曾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科学方面的交流。”但晚年他寓居北京的日记里，却惊讶的赞叹“中国士大夫对科学的热情，可以用饥渴来形容。”彼时明朝已是末世，国家危机严重，学术领域里，“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潮盛行，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希望用实用的学术知识来挽救江山社稷，这也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得到知识分子们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

四：说利玛窦是西方汉学的先驱，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促成了西方汉学的兴起，甚至引发了之后持续西方百年的“中国热”。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更大贡献，是“东学西渐”。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以及造纸，印刷，农艺，数学，饲养等先进文化，都被他们不遗余力翻译到西方。

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利玛窦就把他翻译出的《四书》托人带回意大利，拉丁文版的《四书》问世后，在欧洲引起轰动。利玛窦去世十六年后，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完成了他的心愿，将《五经》也翻译成为拉丁文。

中国儒家文化的传入，在彼时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剧烈地震。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评价说：“中国儒家文化极有权威，远在希腊哲学之上。”莱布尼兹成立的柏林学派，从此将中国哲学作为核心研究课题。而利玛窦在欧洲影响最大的著作，却是他在中国用拉丁文写的日记，后被金尼阁整理成《利玛窦中国扎记》，在这本日记里，利玛窦全方位的介绍了中国的社会风貌，经济情况，文明程度，书中展现的繁华，文明，富足，开放的中国社会，让无数欧洲人心向往之。在整个十七至十八两个世纪里，这是欧洲最畅销的图书。

这以后，介绍明末中国的图书如雨后春笋，之后有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不但介绍中国的社会风貌，更展现中国此时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这一切都成为此时欧洲清新的空气。在曾德昭的书中，他称赞中国“住房设计良好便于住宿，舒适整洁”“城市繁华，每天的情景都像欧洲大型的节日”。中国的城市有“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优雅的百姓”。中国人的修养，文明，素质，都令大洋彼岸的欧洲人大为钦敬。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油画家布歇绘制的中国风作品——《中国捕鱼风光》

公元170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宫廷宴会上，破天荒的穿上了中式服装，整个欧洲为之轰动，此后，持续百年的“中国热”开始了，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以穿中国服装，使用中国物品为荣，而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开始赞扬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抨击欧洲的黑暗专制。这是后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