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曾国藩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从曾圣人变成了曾剃头

上次我们说到曾国藩的发迹史的时候，曾国藩回乡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太平军给了他机会。

太平天国是一个很让人匪夷所思的产物，洪秀全靠着基督教外衣套上中国传统的迷信以及苦难人对天国的渴望创出一个所谓的拜上帝教，之后依靠苦难人民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仇恨迅速扩大势力范围，起初洪秀全也没什么革命的纲领与方向，但他知道在广西这个偏远地方发动的起义如不向外扩大是绝没有发展壮大的机会的，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太平军一路北上攻伐，而与广西相邻的湖南则首当其冲。

果然，湖南是太平军打出广西之后进入的第一个省份，起先太平军进入湖南的时候由于实力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加上当时太平军对百姓的政策确实不错，给百姓分地分钱分粮等等，所以也有大批的底层湖南百姓加入到了太平军之中，并一直随着洪秀全打到南京。但是我们读三国就能知道，天下一乱就是群雄割据啊，太平军搅乱了清政府维系的脆弱平衡之后，各地早就按捺不住的豪杰们可就纷纷起来了。这不，在太平军走后，湖南各地均发生会党起义，很多土匪也跟着趁火打劫，寻衅闹事，这时正在长沙督办团练的曾国藩可就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了。

太平军

曾国藩一直以圣人的态度要求自己，此时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圣人岂有不管的道理。而且我们说过在曾国藩的眼里可是二元世界观，一个人不是圣人就是禽兽，这虽然在对己修身上有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用这种眼光看世界的时候可是非常可怕的，曾子就说儒家最大的问题是“长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你拿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是没问题的，但是当你拿这个标准要求所有人的时候就会遇到大麻烦，因为那样的话几乎所有人都成了禽兽，这是人性所决定的。

此时的曾国藩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几乎是谁都看不上，认为湖南官场腐败不堪，毫无作用，简直就是一群禽兽在那里祸害百姓，那怎么办呢？只能我曾国藩这个圣人亲自来了，按说圣人标准要求自己的人应该不太乐意做官的，但是曾国藩就是拿这个自己的标准夺过来了权力，曾国藩自己设立了一个名为审案局的执法机构，并使它独立于当时政府的行政系统之外，因为曾国藩已经决定将用这支暴力工具采用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处理眼前纷繁复杂的局面。

这时曾国藩的二元化世界观已经显露出杀机了，所谓的乱世重典几乎就是不听话的就杀掉，忠于朝廷的就是良民，不听话的就是刁民、是乱贼，而且刁民就是禽兽，圣人杀禽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说曾国藩不会对自己杀了很多人而内疚，反而会觉得自己是以圣人的身份在洗涤这个污浊的世界，越杀越欢了。

为了显示出审案局的威严和震慑力，曾国藩宣布，任何叛匪一经查出逮捕便就地正法，毫不留情，是受胁迫而加入但并没有犯下什么实质性罪恶的就放了。但是你想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每天都会有很多人被捕进来，其实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审理，所以说能活着从审案局里出去的人非常少见，基本上都杀了，冤假错案也是难免的，但是为了大局，政治家们错杀两个人这种事情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到了曾国藩这也不会有什么内疚。

民众围观菜市口杀人

好在这种铁血政策的效果还是明显的，很快湖南境内的会党起义就被镇压了下去，土匪作乱也基本平息，但是审案局可是杀了不少人的，据曾国藩向咸丰帝奏报中讲，四个月时间审案局里杀了240人，当时湖南政府十来年时间里处决的犯人数量也没有这四个月多啊，况且这个数字还有很大的水分。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对曾国藩的做法也开始受不了了，说他这么做实在是太残酷了，还有草菅人命的嫌疑，还个他起了个“曾剃头”的外号，说他和当年清军入关时不剃发就杀头的行径没什么区别。

但是曾夫子可是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完全就对这些小喽啰们起的外号不以为然，而且还以自己的做法来教育湖南的官员，说以前这个地方的治安为什么不好，都是你们这帮姑息养奸的人惯出来的，你多杀几个看看会不会有警示作用。

从实际意义上讲曾国藩的做法确实取得了很好的作用，如果不使用一些强制手段来镇压湖南境内的农民起义，让它像在其他省份中那样星火燎原的发展，湖南也是很危急的，你这一镇压下去确实是太平了不少，而且几年后太平军再次入湘的时候湖南境内也没有什么人响应了，效果确实是不错。

但是曾国藩的转变实在是有点疑惑，此时在湖南杀人的他跟一年前还在京城里以圣人之道要求自己的那个人几乎是大变样儿了，当年在京师的时候曾国藩突然在一天兴起，非要找朋友一起去菜市口看杀人去，因为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嘛，去开开眼，朋友们起先还不乐意去，说太血腥了，但是曾国藩非强拉硬拽着人家一起去，朋友拗不过就去了。但是就在去菜市口看杀人的路上，曾国藩就变卦了，死活不去了，说圣人只讲仁义怎么能去看杀人呢，半路上就下去回家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几年之后在湖南的曾国藩天天都要看被他判决的人处死，这时他也不觉得不符合圣人标准了。

我们传统观念中一提圣人那肯定就是像唐僧那样悲天悯人，连个蚂蚁都不舍得杀的人，但是到了曾国藩这儿可就不一样了，杀人如麻，那他还是圣人吗？难说，因为此时儒家的圣人之学虽然每日还在曾国藩的嘴边念叨着，但是他的行为中已经没有什么圣人的意思，完全就是法家的申韩之学，不服气不听管就直接杀掉，自己的志向也不仅是再做圣人，而是荡平天下。

我觉得曾国藩这样的转变是会让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的，毕竟有点极端，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正常的，极端的人总是走极端，不是那一个极端就是另一个极端，我们一直提到曾国藩眼里的不是圣人就是禽兽的二元世界观，当他用极端的手段太过逼自己做圣人的时候，其实离禽兽也不是特别远了，当然我不是骂曾国藩为禽兽，只是说他此时的做法在当初的他看来肯定是一个禽兽的行为。

其实儒家自创始以来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当我们在了解孔子一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鲁国做司空时候的孔子，马上就杀了对自己政策不利的三桓势力，当然他可以说那是在杀坏人，但是那和他一直主张的仁义不相违背吗？再者就是个更实用的问题，曾国藩总是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还很管事，确实把自己修炼的不错，但是这种话对更多数的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普通人并不关心圣人是怎么要求自己，而是关系自己的切身利益，当你在枯燥的对他们说教的时候，反而会很烦你，对这些人有用的只有法家，不听话就杀，结果都老实了，效果不仅好而且立竿见影，也难怪曾国藩会选择这个方法。

圣人也杀人

其实儒家的发展一再印证着这一点，孔子之后的孟子在战国征伐之中到处去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结果四处碰壁，到了荀子这儿，虽然还是儒家，但法家化的倾向已经很强，荀子的两个弟子，一个李斯，一个韩非，完全就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了，可见儒家向法家的靠拢。只不过在曾国藩的身上，这种百十来年才完成的转变，在战争与现实的刺激下，一年之内就完成了。

如此完成转变的曾国藩矢志荡平天下，1854年2月，43岁的曾国藩在湖南衡州誓师，率领湘军东征，而他不知道的是，更多更大的困难在前面等着他。